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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我不是新儒家”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佚名    类别:国学资讯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墅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1年退休,现居美国。2006年11月 15日,余英时获得了克鲁格奖。为此,凤凰周刊对余先生进行了一次电话专访。

  凤凰周刊:余先生,听您还是有很浓的安徽口音啊,您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多少年?
  余英时:我生在大陆长在大陆,在安徽省潜山县老家生活过9年,给我很深的生活烙印,所以到现在我还会讲安徽话。

  凤凰周刊:克鲁格奖是和诺贝尔奖相齐名的,这次您获得此项殊荣,这是否意味着您的学术造诣达到了一个学术的巅峰?
  余英时:这个奖项的确是对我学术事业的一个肯定,但是谈不上我达到了学术事业的巅峰,前几美国本土的一些媒体采访我,我就告诉他们,我希望这个事情尽快过去,我还要继续我宁静的生活和研究工作,至于外面怎么看待我获奖这个事情,我不太关注。只要我的身体还可以,我还要继续做我的研究工

  凤凰周刊:很有意思的是,这次与您一道获奖的还有一位是非洲裔的学者,因为研究非洲的黑人文化而著称。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和非洲文化一样在西方应当属于一个边缘性的学科,为什么这次您的治学在西方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余英时:至于为什么颁奖给我,其中原因我也很难说。克鲁格奖是一项国际性的声誉和诺贝尔奖相等同的大奖,正因为其不分国界,可能是评选委员会脱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如果以西方为中心的话,我想肯定不会轮到我的。我想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文明不单单是西方文明,人类文明是一个多重生态、多姿多彩的领域。

  凤凰周刊:余先生,您的一生都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交际中生活,您是感觉在文明的夹缝中生活呢,还是觉得是同时享有两种文明的光彩?
  余英时:我倒从未觉得在文明的夹缝中生活,相反我栖居在两种文明中汲取两种文明的养分,既感受到东方文明的好处,也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好处。我1955年来到美国,当时我在文化上已经成熟,我师从钱穆先生并深受先生的影响,大家都知道钱穆先生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人,我虽然为晚辈缺乏和他一样的宗教情怀,但是我也和他一样深爱着中国文化

  凤凰周刊:就您个人来讲,您觉得您自己是新儒家的色彩多一些呢?还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色彩多一些呢?
  余英时:我曾经多次跟别人说过,我不是什么新儒家,我只是研究儒家喜欢儒家,我也知道儒家有很多好处,但是我不愿意给自己贴任何标签,我什么家也不是。直到最近几年,此前未授权中国大陆出版我的著,是中国大陆兴起新儒家运动把我涵盖在内,并且给我编辑了一本新儒家研究的文集,其实是一种误会,我不愿意承担新儒家的这个名义。当然我很热爱儒家,我的很多价值观也是儒家的,我在独立地做我自己的事情,至于社会怎么反映那是社会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这个不能强求,尤其不希望在公共空中为名利钻营。

  凤凰周刊:我个人认为,从您著文本的基本表述来看,您的安身立命之本还是很清晰的自由主义者,是否可以认为您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呢?
  余英时:这个没错,我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给我的影响很深,我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儒家之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可以创造性转化,可以互相吸取对方的思想资源。如果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清朝末年,最早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科学这些概念的中国人都是这些信奉儒家的学者,如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都是儒家,甚至陈独秀最早也是相信儒家的。陈独秀1930年代在狱中着文曾说:“孔孟很好,‘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句话就很有道理,是最好的观念。”实现民主自由需要有文化背景,我相信中国文化是涵有民主自由的要素的,如果不给新儒家做狭义的界定的话,儒家文化可以培养出民主自由的东西来。例如儒家曾讲“万物并行而不害”,其含义就是不要独占一切,这就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因为信仰不同而互相杀戮,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这一点和西方不同。

  凤凰周刊:台湾的政治转型的成功代价很小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民主自由相兼容?
  余英时:一点不错,我认为台湾自从 1895年割让给日本之后,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直没有受到大陆暴力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很好地留存,台湾保存的是相当原始的中国文化,儒家在台湾的影响力很大,这也是台湾后来以极小的代价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精神资源。香港也是这样,没有受到暴力革命的摧残,逐步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来。我也希望中国大陆充分借鉴传统文化的资源,成功实现政治和社会的转型。

  凤凰周刊:最近有位学者写了一篇名叫《美国的本质》的长达10万字的长文,者认为美国的精神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西方文明的内核是基督教文明,是圣经文明,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儒教在强势的西方文明之中当何以自处?
  余英时: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特别到了十二三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信仰是非理性的,和希腊文明结合之后,信仰就获得了理性的依据。神学最早就是在希腊那里来的,神学就是人类不仅仅满足于信仰,要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仅仅是信仰就没法证明,人类理性总是要拷问“上帝为什么存在?”这样的问题。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和希腊的人文理性相结合,从而形成西方文明的内核。如果历史地看待,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有时候二者之会有冲突,甚至是敌对的和相反的,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们又是一体的,是西方文明的不同面相。唯科学论、唯理性论的人往往认为宗教不会存在了,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理性不能忽视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也不能忽略理性,二者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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