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口述史图书，如《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等，都受到学界和读者的欢迎和关注，口述史的写作和出版有走热的趋势。请问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写作口述史作品，这些作品又如此受到读者青睐呢？

　　左玉河：目前，口述历史甚为火爆，图书出版界出现了“图说史大出风头，口述史一枝独秀”的新格局，各出版社以发行“口述历史”书刊为时尚。这种现象说明口述历史不仅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越来越多的读者青睐于口述历史作品，原因有三：一是口述作品涉及的人和事，多数是过去人们了解较少的，带有一定的“揭秘”性质，当事人生动的口述叙述，既满足了人们的探秘心理，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二是非常注重对历史细节的回顾与描述，历史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得到了彰显，从而将枯燥的历史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历史；三是这些口述史作品，语言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符合一般民众的阅读兴趣，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读书报：传统的历史文本主要是由历史学者依据对文献的考证和分析来撰写的，口述史兴起既扩大了历史写作者的队伍，也拓展了史料搜集的范围，对传统的史学工作有所突破，该怎样看待这种“突破”？

　　左玉河：口述历史的兴起不仅拓展了史料搜集的范围，将活生生的口述史料整理并保存下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线索及必备的资料，而且扩大了历史文本的写作队伍，对口述史有兴趣的非历史专业的新闻记者、社会调查者及作家，都可以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可以搜集、整理并刊印口述历史文本。任何人经由口述历史课程、培训班的专业训练，都能进行有用的口述史料搜集。

　　口述历史的兴起，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出现了关注社会下层、“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意味着历史学研究观念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历史文本的书写，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人；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的研究者共同书写着刚刚逝去的历史的文本，客观存在的“本然的历史”与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的文本”之间结合的程度由此加深了。

　　读书报：如何给口述史下个定义？口述史与新闻记者所做的访谈、与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所做的田野调查有什么区别？

　　左玉河：要区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这两个概念。凡根据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均可称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现为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形式，但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概念的内涵是：搜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

　　目前出版的口述史作品主要有三类：社会学家用田野调查方法整理的成果、文学工作者用新闻采访的方法采制创作的口述作品、历史工作者用口述访谈方法整理的口述史著作。前两者更多地是把“口述”视为一种手段，关注叙述背后的文化意义；后者则是以记录历史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除依据口述者的讲述外，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加以互证，整理出文字记载的口述文本。这是口述历史与新闻记者及社会学人类学访谈的差异所在。

　　读书报：人的回忆往往不可靠，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那么，从历史学的角度，从普通读者的角度，该如何看待口述史的真实性呢？口述史作品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或许是它传达出口述人的倾向、情绪，因而平添一种真实感和生动性，似乎，关于历史的“主观表达”要比“客观叙述”更好看，是这样吗？

　　左玉河：口述历史具有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故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误解。人们不止一次地质问我：口述历史能否给予“历史的真实”？我的回答是：口述访谈中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

　　口述历史是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真实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但口述历史要求的真实，不仅仅是口述访谈录音整理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受访者所口述的“历史内容”的真实。因此，整理访谈录音无论再“真实”、再“原汁原味”，也无法保证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口述历史的真实与否，主要取决于受访者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与否，而不完全决定于整理者是否忠实于访谈录音。

　　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口述者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真诚，但因为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进的主观因素等，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虽然口述历史作品中大量反映口述者的“主观表达”比“客观叙述”更好看，但其可信度往往相应降低，这是口述历史访谈中需要警惕的。

　　读书报：我们知道，口述史的撰写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者，他提出问题、引导受访者的讲述、对记录下来的内容进行取舍，因此，他在整个过程中都有很深的介入。您认为这种介入的限度在什么地方？像唐德刚写《胡适口述自传》那样大量地以文献补口述之不足，详加注释的做法，您以为如何？

　　左玉河：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整理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做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

　　像唐德刚那样以相关文献补口述之不足而详加注释的做法，是口述历史中必不可少的，但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访谈者的介入及用文献补充，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著作时可以随意改变受访者的口述访谈录音。有些访谈者为使口述历史著作有“可读性”，在撰写笔法上采取了“灵活”一些的做法。这种“笔法”是很危险的，将会有损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有可能迁就“可读性”而无意中牺牲“真实性”，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这个原则，就是访谈者介入的最后底线。口述历史注重的是史学家特有的“秉笔直书”，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本报记者 王洪波)

　　左玉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