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凌汉老人所盼望的生活,是永远和纳西古乐相伴,直到愉快地去另外一个世界。这位75岁高龄的纳西族老人每天晚上都要按时到古城里的乐会,和其他老人一起参加一个多小时的纳西古乐表演。他说:“演奏一天,我们就快乐一天。”表演还可以使老人赚到不少钱。“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以前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同样常聚在一起玩音乐。”

　　这样的生活故事天天都在丽江古城上演,纳西古乐早已经成为人们喜欢丽江的重要元素之广,而古乐的灵魂人物宣科说:“如果没有了纳西古乐,丽江古城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盛名之下的纷争

　　到过丽江的人没有不知道宣科的,人称:“没有宣科就没有纳西古乐。”丽江市文化局长和慧军说:“在挖掘、宣传和发扬纳西古乐方面,宣科功不可没,也无人能及。”纳西古乐在宣科的率领下,已走向了全中国,走向了全世界,走进许多人的心里。然而,让人惊奇的是:盛名之下的纳西古乐,如今正面临着空前的信誉考验。

　　2004年11月16日,丽江市中院开庭审理了宣科诉云南省文化厅民族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吴学源和《艺术评论》杂志(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名誉侵权案,吴、宣二人有着20年的老交情,互相都说“我非常了解他这个人”。

　　原因在于2003年10月,《艺术评论》创刊号刊发了吴学源的《“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文中认为“纳西古乐”的内涵和夕蜒都非常模糊,其由“热美蹉”、“白沙细乐”及“洞经音乐”3个不同类型的音乐品种拼凑而成,属于“挂羊头,卖狗肉”,只能算一台晚会名称、一个商业品牌。2004年初,丽江政府欲将“纳西古乐”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传及非物质遗产”的方案被文化部否决。《艺术评论》主编田青说:“我是国家申遗专家组成员,无论否决申报还是刊登文章,都是我对艺术、对国家的责任心使然。”

　　田青说:“没有批准纳西古乐的申遗,主要是它没有进行科学的学术论证。例如丽江政府在《报告》中把《八卦》说成是唐朝的音乐,这没有科学证据,目前整个中国古乐里能够被证明真正是唐朝音乐的寥寥无几;认为短短20几分钟的《白沙细乐》是大型交响乐,甚至可以与西方很多著名交响乐媲美,是非常不严肃而且缺乏基本常识的说法。”

　　同时,宣科将此事闹上了法庭,声称“要维护自己和纳西古乐的声誉”,并提出120余万索赔。宣科说:“这么多的文艺界名人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寻访我,这么多国家和地区邀请我们去演出,他们是我能蒙蔽的吗?”吴学源称:“我捅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我是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田青认为:“我要捍卫学术尊严,但为学术问题打官司很荒谬,法院不应该受理这样的案件。”

　　双方都聘请了名牌律师出庭,为了各自的信念和职责,“刀来剑往”互不相让,案件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媒体关注。两天的庭审结束后,宣科同意由法庭调解,但遭到两被告拒绝,于是法院宣布择日宣判。

　　盛名之后的纳西古乐,似乎很难再和平静相连。宣科说:“记得很小的时候在一个夜晚第一次听到它,它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父亲告诉我那是天使演奏出来的音乐。”而今天因为古乐闹上法庭,也许在于太多人知道和喜欢它,也许在于它给宣科和他的“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带来了滚滚的名与利。

　　这样的官司对于法院来说无疑也是一次考验,而在地方利益、学术和责任等众多原因的交织压力下,已经没有回避的可能。和慧军说:“在学术争论的名义下,这里面还包含着太多的东西:地位、权威、尊严……还有利益。”“这样的风险早在我的预料之中,”宣科说,“就如我当初预料纳西古乐一定会引起全世界关注一样。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没有人可以挡得住。”

　　一个月后,丽江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一文有侮辱、损毁原告的内容,其行为已构成名誉侵权,除了责令两名被告刊登赔礼道歉声明外,还要求两被告赔款12万元。被告方忿忿不平,“原告怎么说的全都采信,被告说的都不采信,中院对原告明显偏袒”,决定向云南省高院提起上诉。而宣科同样“不服判决”,也提起上诉,同时没有忘记在其乐会演出大厅里,挂出“庆祝宣科纳西古乐状告《艺术评论》杂志社胜诉”的巨幅标语。

　　古乐的命运在他们那里

　　学术纷争原因各人自有说法,很多时候没有人能够一言以蔽之对错,更非法院的一纸判决所能了断的。

　　吴学源说:“尽管有着不同的意见,甚至不知道法院会如何终审这场官司,但是作为学者我必须说明一点,丽江的古乐是很有艺术品位和文化价值的,它应该被保护,也应该继续流传下去。”田青说:“官司输赢是另外一回事,但只要丽江古乐仍然挂着‘纳西’的名义出现,我决不同意让它走出中国去联合国申遗。无论官司输赢,我们申遗的工作不会动摇,无论申遗是否成功,我们都要保护纳西古乐。”和慧军局长说,“其实官司的输赢并不会影响老百姓对它的喜爱,数百年来,它已经在丽江纳西民族中扎下了深根。”

　　联合国的遗产名称,不过是一个标签而已,有或者没有其实并不会影响古;乐的存在和人们对它的喜爱,竞争和利益总是会让一些人失去理智和平静,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早已超出事实的本身。和凌汉老人说:“能够获得遗产称号当然好,如果不能获得也无所谓,一个称号并不能证明所有的问题,不会代替古乐在我们纳西族人民心中的地位。”

　　每一个纳西族老人都会有这样的童年回忆,那时候纳西古乐被叫做“谈经会”,当地有文化、有地位或者有钱的人才能参与。另外还有“皇经会”和“音乐会”,参加的人相对底层一些。一谈起过去,和凌汉老人就特别激动,“父辈们经常搞这些活动,而我从小就喜欢上了它,并且从12岁就开始学习了。”

　　当时学习的目的,和凌汉解释除了能够白娱自乐,也是显示身份的一种方式,同时更是有别于抽鸦片、嫖赌等恶习而走正道的具体表现。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学习古乐在丽江纳西族中非常普遍,条件差一些的人也会参加皇经会和音乐会的学习,在当地已经形成一种“家庭传承,村寨相传,老幼相习”的风气。宣科说:“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了600多年,直到1949年。”

　　1949年丽江解放了,随即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使所有音乐活动都停了下来,尤其“文革”期间,古乐被视为封建迷信,列入破四旧的范围。和凌汉说“当时我们害怕得要命,把乐器藏到家里最安全的地方,一直藏到改革开放,藏到宣科来组织我们继续活动。”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纳西古乐也有着同样的经历。79岁的和玉光老人回忆说:“到了1970年前后,我们实在忍不住了,从茅房夹层里偷偷取出乐器,提心吊胆地偶尔玩一下,或者趁谁家新房乔迁,谁家里死了人找机会去奏点祭乐,因为这样的情况不容易被批判,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爱好。我们太喜欢古乐了,不想让它失传。”

　　除了偷偷藏乐器,一些人还偷偷藏了记录古乐的《工尺谱》,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它记在了心里。从1949年停止到1979年重新演奏,间断了30年又一切如故,似乎古乐没有被忘记的可能。和凌汉老人说:”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喜欢它,它已经进入我们的灵魂深处。”所以除了许多老人依然会演奏外,还有一些老人能把记录20多首古乐的《工尺谱》全部默写出来。现在,各种各样手抄本的《工尺谱》在丽江的村庄里经常都可以见到。

　　政治浩劫、学术争论终究会尘埃落定,但是所有的力量都无法阻挡古乐在纳西族中的代代流传。和慧军说:“如果一定要问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那只有政府下命令,使用蛮不讲理的强权,但是我坚信那种愚昧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了。”

　　并不是只有老人才喜欢古乐,老艺人们都说已有许多年轻人在向他们学习,其中有他们的孩子,有他们的邻居,也有他们以前根本不认识的人。在古乐水平最高的“大研纳西古乐会”里,一些年轻人天天和白发苍苍的老人—起坐在舞台上,合奏美妙、醉人的旋律。29岁的杨泽民说:“我已经学习了16年,父亲在世时教会我怎么演奏,我已经学会了所有的20多支古乐曲目,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现在丽江有不少。”

　　我们喜欢 我们快乐

　　出现纷争后,很多人都开始关心纳西古乐的命运,不知道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我曾经也很担心纳西古乐能不能传承下去,特别是在我们这些老艺人去世以后。”宣科说,“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担心了,因为已经有许多年轻人喜欢它,认真地学习它,更为关键的是,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和娱乐方式,它还能成为许多人赚钱的方式。”

　　从1996年至1998年3年间,出名之后的宣科出资购买了许多乐器,利用寒暑假时间办了许多学习班,聘请教师免费教孩子们学习古乐和音乐知识,“原因就是担心传承的问题,也希望能够带头承担起古乐传承的责任”。

　　传承的责任已经有许多人承担起来了,不仅仅有宣科,不仅仅有他的乐队。和慧军局长说:“宣科对于纳西古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符号,但不是等号。我们经常要购买许多乐器送到农村去,因为农村还有更多的古乐爱好者,他们至少可以组织20多支演出队,并且经常自发组织古乐活动,传承的责任已经由许许多多的普通群众承担起来了。”

　　“没有宣科纳西古乐就没有今天的盛名,但是仅靠他一个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