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曾用名任又之，1916年生，山东平原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任继愈参与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8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于1964—1985年任职于此。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7年至2005年1月，任继愈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现为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他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务。曾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研究。

　　任继愈多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由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是全国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其他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著作有《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

　　当时文科的学者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办公楼，每逢周一和周四，一位老人便会如期而至。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坐镇国家图书馆，领导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107卷、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总计约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也在同时进行。

　　这位忙碌的老人，就是90岁的哲学大家任继愈。

　　记 者：上次采访汤一介先生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尤其在哲学界或社会学界，已经没有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真正的大家。

　　任继愈：新中国这些年，文科始终处在一个发展不快的状态。当年毛主席说，大学是要办，主要是要办理工科。

　　记 者：这种思路主要是出于建设的考虑吧？

　　任继愈：理工科越办越大，那是没问题，而且是应该的。相对来说，文科就没有摆在重要的地位上。当时文科处于什么地位呢？处于检讨的地位，检讨自己。文科的学者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记 者：其实文科反而需要思维的活跃。

　　任继愈：活跃不起来。你看，我们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是立国的根本，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却不多。在历史研究的领域，我们的成就很大，考古也是，发掘了不少东西。哲学就很薄弱，文学也不是太繁荣，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写当时时代特色的，像茅盾《子夜》那样的书也没有。

　　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 有一种看不见的传统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是“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任继愈少小时便离开家，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 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位教授。当年，与任继愈一同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有十几人，最后坚持下来、终身以哲学研究为事业的只有三个，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从湖南到云南的这段旅程，许多师生都选择了“走”这种“经济”的方式，于是一个名为“湘黔滇旅行团”的“小长征”组织便成立了。这支由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等教授带领的民情考查团，行程达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任继愈便是随着这支队伍，一路“走”进了西南联大。

　　“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这次浪漫而艰辛的文化之旅，使得他深深叹服于中国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并由此激发了他研究中国哲学的决心。

　　记 者：当时是什么给了您这么深的触动？

　　任继愈：当时，许多老百姓都没念过书，文盲很多，而且很穷困。但当他意识到国家要亡，要当亡国奴了，他是受不了的。当时打仗的壮丁不都是自愿去的，但是去了以后懂得亡国就要做亡国奴的道理后，最勇敢的却是他们。他们什么事儿都奋不顾身，出力、出钱，支持抗战，成为主力军，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有一种看不见的传统，这个很值得研究。

　　中华文化有一个特点， 就是持续不断地前进

　　任继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痴迷，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潜斋”，意思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 潜下心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他坚信，这其中一定有他要找寻的答案。

　　2004年，88岁高龄的任继愈联手季羡林、杨振宁、白先勇、吕厚民、王蒙、阿来、谢晋、王晓棠、寇世勋、焦晃、王石等70位杰出人士，联合发表了著名的“甲申文化宣言”。

　　“宣言”呼吁：“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任继愈：中华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前进，与时俱进。这一点很特殊，只此一家。你看希腊，它持续了一个时期，然后罗马人来了，希腊文明就中断了。罗马也没搞到底，一分裂别的文化又代替了它。

　　记 者：只有中国，虽然有若干次倒退，但它总会再赶上来，再接着走。

　　任继愈：对，中国有时候会出现暂时的左右徘徊，但总趋势是前进的。比如说埃及文明，它也很早，它的历史比我们还早，咱们五千年，它六千年。不过那六千年没有文字记载。它也造纸，不过它的纸不能书写，很粗糙。后来，埃及文明也中断了，国家变成了殖民地。又比如古代的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残破不全，旧的文明也毁了，也中断了。唯有中国，它是亡过国，不过它是亡在自己兄弟之间的斗争中。一会儿是老大当家，一会儿是老二当家，但传统没有变，文字没有变，意识没有变。不但没变而且持续发展。你看甲骨文字，现在的马、鱼，基本还是那个字。现在年轻的希腊人已经不认识柏拉图时期的希腊文了。有一次在雅典，中国人去看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书，旁边一个希腊人就很奇怪，他说你怎么还看这个书。印度古代用的是梵文，我就问季羡林，现在在印度懂梵文的人还有多少？他认真地想了想说，全国也就1000人吧。

　　记 者：全国才1000人？

　　任继愈：对。可见，它的古代文化中断了，只有我们中国没有中断。我们的意识形态也是持续不断地在发展，团结一致、不受屈辱，一致抵抗外国侵略，形成了一个坚强的传统。比如“汉奸”这个词骂人最重，中国人被骂做汉奸比骂他祖宗三代还重，就是这个传统留下的。我常说，秦桧他考上了状元，做官做到了宰相，而且书法也写得很好，可是就没有留下一幅秦桧的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不成，字就不保存了。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华裔回来“寻根”，姓王的找姓王的，姓李的找姓李的，一个姓秦的就找他的祖籍。他是无锡人，秦桧不是在南宋做宰相嘛，他的后裔家族很大。钱钟书说他就是秦桧的后裔。这个姓秦的华裔回来找，找到以后，他不愿意认，他说自己是秦少游的后裔。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呢？ 积累资料，为文化的高潮做准备， 就是这么个任务

　　在任继愈看来，中华文化不仅积累丰厚，还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屹立不倒。也因此，他把整理和积累古代文献资料，作为自己一生中重大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尽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几近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习惯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8点，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两部鸿篇巨制的总编纂工作：《中华大藏经》历经十几年的呕心沥血，已经完成了106卷、1.2亿字，续编恐怕还有三四倍的字数；皇皇7亿字的《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

　　任继愈：孔子有句话叫“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古代的立就是位子的位，“三十而立”就是说，孔子说他30岁时要找到自己的岗位，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搞文化、搞教育，他一辈子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文献整理，一是教育。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也要考虑自己的位置。从我们国家来说，经济走在前面，文化是后来跟上去的，不会太超前。你看汉朝的汉武帝时期国力最盛，武功文治都很好。但汉武帝是第四代皇帝，此前几代皇帝做下准备才会有这样的高潮。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呢？积累资料，为文化的高潮做准备，就是这么个任务。

　　记 者：您觉得文化繁荣的高潮还在后面？

　　任继愈：还在几十年以后吧，至少20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对外国的东西还不十分了解。留学出去的人，他看见的是流行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

　　记 者：以往的历史经验也给您判断未来提供了一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