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起祥一度是陕北民间说书艺人的代表。他具有把故事讲得深入人心、引人入胜的表达能力，使故事高潮迭起、人物栩栩如生的控制能力，情感表达与普通大众沟通的能力，这些在乡村娱乐中绝对吸引人的能力，满足了当地民众的期待。讲故事是他的综合功力中的强项，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强项，把新故事编排得有声有色。

    韩起祥演唱陕北说书时，采用大三弦伴奏。原来陕北说书流行两种伴奏形式，一是琵琶，一是三弦。从音响效果方面讲，大三弦音量宏大，气势赳赳。琵琶音响文弱，情味儒雅。前者粗声大气，后者细声细气，一雅一俗，一弱一强。这音响上的强势与弱势似乎注定成为它们在弱肉强食的现实竞争中的定性依据。毫无疑问，说新书、唱新事、颂新世，需要气势磅礴，需要音量盖世，三弦自然首当其选。情味儒雅的琵琶，自然冷落一旁。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陕北说书采用的琵琶演奏方式，保持着一种较少被音乐史提及的最古老的形式——坐持横抱。唐代壁画中最常出现的图像是横抱琵琶，席地而坐。坐在凳子上的图像，一是《韩熙载夜宴图》，二是《唐宫图》。两幅图像明确画出坐凳。可见，唐代已经出现了坐在椅子上横弹琵琶的演奏形式，但又不是后世立坐竖弹的姿态。流传到20世纪，保持这种古老弹姿的地区和乐种，一是福建南音，二是陕北说书。

    不幸的是，因为韩起祥的影响力，在他举办的一系列盲艺人学习班的推广中，几乎所有的陕北说书艺人全部改弹三弦。古老的横抱琵琶，从此在该地渐渐消失。被当地说书艺人群体尊称为“韩师爷”的推广，导致了一种最古老演奏方式的消失。现在，只有福建南音还保留坐持横抱的古老弹姿。

    破除迷信，匡正艺道，以国家的名义，以政府的名义，以新时代的名义，使韩起祥敢于向几百年来的迷信思想挑战，敢于“骂神神”。他义无反顾、无所顾忌地咒骂了那些庇护着他的祖先和乡亲的各路神仙。这是他的勇气，也是他的天真。几十年过去了，他创作的说书，没有继续流传；他反对的事情，很多以传统的名义得到了恢复。随着当今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解读，韩起祥唱出的破旧立新的音调，不再被社会认可，更不被他的老乡认可。他的同行依然像他生活的时代之前的样子到庙会说书，他的老乡依然像他生活的时代之前的样子到庙会听书。唱的段子和听的段子，还是那些他曾激烈反对过的讲述着“真善美”的老故事。他创作的那些不再对当下有影响的唱段，都像刮过去的风一样，与一段不太光彩的时代共同构成一段不怎么令人回味的历史。

    只有一点，他的历史作用依然发挥着功效：再也没有艺人横抱着琵琶说书了！

    这项技艺因为他的影响中断了，没有人延续只有一代一代师徒相传才能延续的技术。知道横抱琵琶历史价值的音乐家们，看到这种结果，心里都会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那样不痛快。在那个吵吵嚷嚷“除旧布新”的时代，这个怀着一颗好心却办了一件不怎么好的事的说书艺人，把一种流传了10个世纪的乐器演奏法送进了历史。我们在陕北的采访中，看到过那些落满尘土、断弦掉品的琵琶，它们已经沉默了30年。人们眼巴巴地瞅着丰富的技艺被变成干巴巴的历史。

    这是生活在我们身边、影响着说书艺术也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我们看到，一旦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行为以及这种行为造成的影响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了。他对于乐器的取舍，在某个特定时刻成为了国家对“精华”“糟粕”的取舍；他对于说书内容的取舍，在某个特定时刻成为了国家对新旧事物的取舍。时代需要一种强烈音响时，必须寻找一种与这一要求相匹配的乐器。如果一件乐器不能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就必然被淘汰。韩起祥是一个执行者，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热爱的家乡文化可能意味的后果。

    我们对尚不能理解的事物总 是抱着一种激进态度，并武断取舍，不知是否可以通过这个事件得到一点反省呢？（作者张振涛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