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庆《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笔谈

　　刘毓庆先生的《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一书，是迄今为止，较系统、全面地探讨太行太岳之野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关系的著作之一。此书去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对华夏文明起源的问题作出了全新的答案，此书为“五千年历史在山西”这一响亮的口号找到了理论根据，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此，我们组织这次笔谈，参加笔谈的除本省学者外，还有北京、天津、四川，以及韩国、日本等地的专家。——编 者

　　华夏文明起源的有益探索

　　赵沛霖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神农氏的传说与历史一直承载着我们民族对于华夏文明起源的记忆，它在岁月的流波中起伏折转，枝繁蔓延，遍及九州。现今，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流传着有关神农氏的传说，但是神农究竟起源于何地，这个直接触及根底的问题一直为 “宝鸡说”统驭。最近，刘毓庆先生的新著《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以质疑的精神重新审视经典文献资料，并在方志碑刻、田野考察、考古发现等多个层面和多重证据之下逐鹿二说，提出了“太行说”，即神农氏起源于太行、太岳之野。此一观点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是作者经过4年多时间的资料搜集和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古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一些理论观点。

　　首先，是“博通专精”的治学方法。在具体研究神农问题时，他不仅利用了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还运用了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文献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各学科的知识，不拘一格，不囿一隅，对支持“宝鸡说”证据的一一驳斥。这桩由“高平炎帝陵”引发的历史思考为神农源起提供了证据确凿的新说，为炎帝的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其次，是释古的研究态度。研究上古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主要是因为上古历史的遥远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有限，这就造成了研究者对于上古史的态度 “有所谓疑古、信古、考古、释古的不同”。作者主张释古，他说：“当材料之间发生分歧时，不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以否定一方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研究，而是尽量找出问题之所在，化解材料之间的矛盾。”同时，他还反对以逻辑推导来研究古史，这是对20世纪疑古派否定上古史病症的认识和矫正。

　　再次，是使用多重证据法。一直以来，“宝鸡说”几成定论，其力证即在于《国语》中“炎帝以姜水成”，以及《水经注》的解释，这些经典文献成为支撑“宝鸡说”的中坚。而作者亦先从经典文献出发来研究，发现了这一证据本身存在着的矛盾和错误，并引经据典，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找出了诸多证据证明“宝鸡说”之误，“太行说”之是。同时，他还从上党地区大量的文物遗存、方志碑刻、神话传说、风俗民情以及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考古发现来印证这一结论。多重证据的相互印证，颠覆了神农陈说，纠正了学术史上长期被认可的错误观点，这无疑是神农研究的突破。

　　作者不仅以严谨的态度和夯实的证据提出了太行新说，我们更能从他的书中看到被忽视已久的文化因子。

　　太行山地区保留了大量的有关神农的历史传说和具有典型文化的民间生态，如书中提到的有关炎帝文物遗存的统计，“上党及周边地区从多个层次上保存了在全国占有明显优势的炎帝传说资料。以古上党为中心的太行太岳之野，关于神农活动的重要遗迹有8处，涉及三省九县。关于炎帝的庙宇建筑，古有百余，而今可考者近40座，涉及上党6个县区。关于炎帝的碑刻，古不下数百，今可考者约90余件，包括5个县份。”有关炎帝的传说在太行山地区可谓丰富多彩，有以高平、长治为主的地名传说，像游履洞、跑马岭、神农洞等皆是；还有风物故事，像谷名的由来，谷为什么不分杈等等，都是与炎帝发明农业有关；还有就是以事件为中心的传说，如传说炎帝在长治黎岭建都，炎帝尝百草经过壶关七里村等等。而对于炎帝的祭祀活动在古代也十分普遍，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形式，故太行各地保留了众多的炎帝庙。由于此地人民对于炎帝的崇拜，产生了各种与炎帝相关的风俗。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太行太岳之野的地理生态，为了解和研究上古农业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晋东南尘封历史的揭秘

　　方铭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华文化论丛》主编)：《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采取了四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的“炎帝起源于宝鸡说”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提出了炎帝神农氏起源于太行山地区的观点。而且资料翔实，逻辑严密，令人信服。上古史的研究多年来被“考古”所牵制着，“考古”所得又是有限的，于是造成我国的上古史研究一直处于贫血状态。而存在大量史学信息的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始终难以取得史学家们的信任，作者抛弃成见，大胆起用上古神话传说和民间口头传说以及文献记载，提出“上古神话传说中有历史的内核”“民间口传中可能保存有失载的历史”“上古史研究当有其独立性”等一系列立场鲜明的论点。这些神话传说和口传神话在文中的成功运用，证明历史的神话化不是虚言。近代史学界因受疑古思潮影响，还存在一个不成文的习惯，以为西汉以降文献有关先秦的记载，基本上靠不住，因此一般不作为证据出现。作者则不然，他将史料分成了层次等级，对于西汉以后的文献也作了细致地分析。他是一个彻底的释古主义者，在没有有力证据证明古人欺骗后人的情况下，绝不轻易否定古人。这种摆脱条框束缚的探索精神，不是对史料取舍的自由发挥，而是对历史传承和层叠积累的客观辨析。折中过往，更容易看见事物的本质。

　　《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是一项全新的研究成果，将上古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全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料新，二是观点新。

　　据刘毓庆教授介绍，他曾多次深入晋东南地区考察，足迹遍及三省九县，将该地有关炎帝的山脉、河流、庙宇、碑刻、诗文、民俗等方面的资料来源全部摸了一遍，这些事情，是以前的人很少关注过的。在陵川考察时，刘毓庆教授意外地发现一处岩画。岩画位于陵川县附城镇参园村所在的大山里，“岩画在悬崖下，离地面约六七米高。岩石分裂，使岩画分为上下两层。因年深日久，笔迹大多已经比较模糊，加之山上植物油脂的浸透，人为的磨损，辨识起来很困难。但大致可以看出，岩画主体部分有三个内容。一是‘狩猎’……二是‘舞蹈’……三是‘男女交媾’……”。据作者初步推测，这处岩画有可能在万年以上。如此珍贵的遗迹，居然是第一次与世人见面。

　　《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的观点，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对“岳”的解释，“岳”字从羊从山，文字学家一直找不到对它的合理解释。作者认为所谓“岳”就是一座羊头山！今上党地区可考者仍有5座以“羊头”“羊神”命名的山岭，且凡有羊头山的地方，都存在着炎帝祭拜活动与传说。《左传》言：“姜，大岳之后也。”“大岳”即太岳，是最大的羊头山。炎帝是古羌人的一支，炎帝、岳与太岳三者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如提出黄帝为草原民族的观点，炎、黄之战，是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间的一场大冲突。战争之所以在河北涿鹿发生，正是因为这里是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作者提出神农氏起源于晋东南，炎帝是由中土前往西北的，以华夏语言为标志的华夏文明只能是一元，而不能是多元等一系列新说。这些观点，在我看来，都是有说服力的。

　　华夏文明探源研究的新范例

　　降大任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学首席专家)：《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对炎黄起源于西北的八种旧说质疑，指出旧说于先秦文献无据的硬伤。由此入手，结合文献资料、考古成果，同民俗、文化遗址、古传说的考察相印证，重新确证炎黄起源于太行山区。其新颖的观点认为，姜水当即今山西屯留的漳河支流的降(绛)水，而非今宝鸡的清涧河或岐水，这里才应是炎黄发源地。又指出上党羊头山当即传说神农诞生的常羊山。作者的研究视野并不局限在太行，而是将太行山区有关炎帝传说、遗址、遗风等材料，与其他说法所出之地炎帝传说相比较，显示太行太岳山区如此密集的炎帝文化特征，新论炎帝起源于此区之说远远优于他说。况炎帝与神农氏融为一体，成为农业之神，与远古粟作农业起源于太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相吻合，且有大量的考古材料做支撑。这就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很可能太行太岳之野是原始农业的创始地之一，而后传播于中原大地。如作者总结所言，古典文献、方志碑刻、民间传说、民俗祭拜、地理生态、考古发现、共同指向一个方向：神农氏源于太行地区。这种以物质文化遗存与非物质文化遗存相结合，文献与民俗考察、考古成果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避免了单靠传说导致逞意妄猜与单靠考古材料信息稀薄的缺憾，这就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文献+考古)法基础上，加上了非物质文化遗存考察的科学应用，成为三重证据法。这是古文明研究的新突破，是当前历史文化研究可取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可能不是作者的首创，却是作者能自觉应用、科学把握的体现，值得学术界重视、学习和推广。

　　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的创新

　　杨国勇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一书抓住障碍中国上古史研究深入的要害问题，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入手，把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的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扩充为“四重证据法”，即：经典文献、方志碑刻、民间信仰、考古发现。这一扩充使得原来数量众多、极具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