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书的时候，对作者的主观印象往往是一成不变的。不管作者是古人今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喜欢他的著作，便会感觉倍儿亲切。所以，获悉著名文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去世的消息，还真的一时反应不过来。这位在文章里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老先生，怎么就走了呢？

　　这也才知道，唐德刚先生已年届89岁，近年来疾病缠身，中风大病一场，又罹患老年失智和肾病；但他拒绝接受插管洗胃，选择了平静地离开。幸好他的书还在，读其书想其风采，也算是一种纪念方式。

　　唐氏作品中，最受人推崇的当是口述史著作。虽然唐德刚搞口述史完全出于偶然，最终却成为这方面的开创性人物和大家。他搞的第一部口述史也是主要代表作是《胡适口述自传》。海外一度流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足证这部作品影响之大。不过，应当澄清一下，唐氏自称是胡适的学生，但他指的并非正儿八经拿学分的学生，真的论起来，唐德刚该是胡适的徒孙才对。唐德刚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是顾颉刚先生，而顾颉刚才是听过胡适课的学生。

　　唐德刚口述史著作的另一部代表作是《李宗仁回忆录》。这是他花了七年多时间和李宗仁共同完成的一部巨作。这部著作刚刚杀青，李宗仁便启程归国了。据称，李氏归国时身边带着回忆录的英文稿，毛泽东为得一阅，曾让北京外国语学院译回中文(似乎未果)。毫无疑问，这部回忆录是研究民国政治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文献。此外，唐氏还参与了《顾维钧回忆录》的部分撰述工作，并曾与张学良面晤多次，录下11盘录音带，后来整理为《张学良口述历史》，这部作品还曾引起一桩名震海内外的公案。

　　唐德刚先生在治史方面的代表作乃《晚清七十年》。这部历史宏论先是由台湾源流出版公司出版，后由大陆岳麓书社删节出版。有趣的是，这部著作的底稿，其实是唐氏用英文写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导论篇”。在这部作品中，唐德刚对自己数十年所持的“三大阶段，两次转型”论进行了具体诠释：所谓三大阶段，即指封建、帝制、民治；两次转型，一为封建转帝制，一为帝制转民治，“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唐氏称，第二次大转型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到那时“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这就是唐德刚先生脍炙人口的“历史三峡”论了。

　　此外，唐德刚还有大量历史随笔、人物研究文章通行于世，比如《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文学与史学》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是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之请，在退休后陆续写下的文字。这些作品文字诙谐有趣，并且常发人所未发，十分受读者欢迎。后来因“红学”问题与唐德刚打过笔仗的夏志清先生十分看重“唐派散文”，称其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但也有人十分推崇他的小说《战争与爱情》，认为“仅就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时代变迁主题而言，唐德刚可谓以一人敌一国”(鬼谷子《当代中国作家排行榜》)。

　　综而论之，唐德刚先生在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均有建树，且大抵能够流传后世。于史学研究方面，又可分作口述史和近现代史研究两部分，而其中最受推崇的则为口述史著述。李敖曾赞誉：“唐德刚是现代中国最活泼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不过，同样致力于近现代史研究的杨天石先生在称许其为“口述史大家”的同时，认为他并非严格、正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还有评论认为，唐氏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具有“专业的历史说书人”的气质。言下之意，唐德刚搞历史研究的路子有点野。

　　且不说何谓“正统意义”的历史研究，唐德刚从来就不认为搞历史就该遵循所谓学术范式，平铺直叙。他认为中国的史学传统一直都是“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况且到了现代社会，“电脑的应用改变了整个学术界的状况”。他举例说，胡适用了十多年研究《水经注》，结果电脑几秒钟就(考证)出来了。所以，在历史研究被科技征服的背景下，“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由此也可以看出唐氏治史的态度——走老套路并非他所不能为，而是不愿为也。

　　实际上，搞口述史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你说我记”，作品能否站得住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采访者在史料和考证方面所下的功夫。采访者不仅要善于提问，引诱传主“供” 出一切，还要对相关历史背景非常熟悉，才识足以发现和纠正传主的记忆偏差，否则很难不会错漏百出，甚至成为败笔之作。比如，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史，胡的口述部分仅占一半左右，另一半内容全靠他自己找材料加以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更有八成多是他从图书馆、报纸等方面资料考证补充而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氏作品为重新认识历史打开了一扇窗。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掀起一股反思历史和重新发现历史的热潮，而《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晚清七十年》等著作陆续在大陆出版，于此居功至伟。在某种意义上，但凡对历史有新观点、新发现，都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认识。唐德刚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把历史人物直接拉上前台现身说法，让人得以从一个更加接近历史现场的角度来审视历史。这样的贡献，断非一时一日就会湮没无闻的。

　　至于唐氏所持“历史三峡”论，由于广为流传，似乎渐不受人待见；但平心而论，他的史论固然流于泛泛，却也形象地把握住了中国历史的脉络，不失为一家之见。虽然比起余英时等人的历史研究，其治史方式稍嫌粗犷了些。

　　唐德刚留下的作品不少，相当部分已在大陆出版，却也有些著作并不太为人所知，例如《民国前十年》、《新中国三十年》等。尤为让人遗憾，几年前唐的女儿帮他整理资料时，由于不懂中文，不慎将唐氏数十年积存的民国史资料全部丢掉。据称唐德刚发觉后，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差点昏了过去。唐德刚先生那部构想中的中国近代史，真的永远成为一部未定稿了。（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