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1938年生，浙江衢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代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小说美学》、《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主编）、《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中国文化读本》（合著）、《美学原理》，《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主编）。

    肖鹰，1962年生，四川威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07年入选“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著作有《中西艺术导论》、《美学与艺术欣赏》、《形象与生存》、《真实与无限》。

    编者按：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近日出版新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此书是叶朗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和执教美学的结晶。在这部书中，不仅充分反映了叶朗先生的学术积累，而且展示了叶朗先生对当下中国美学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前沿问题的前瞻性思考。本报特别邀请清华大学肖鹰教授与叶朗先生就此书的出版，做一次学术对话,希望籍此展开对21世纪中国美学的创新之路的广泛讨论。

    东西美学融合以构建现代美学体系

    肖鹰：叶老师，您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与您现在这部《美学原理》先后相距20年。从主题内容来讲，两部书都是立足于现代形态的美学原理体系的建设。在《现代美学体系》中，您提出了建构现代美学体系的“四原则”：第一，传统美学和当代美学的贯通；第二，东方美学（对我们来说，着重于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融合；第三，美学和诸多相邻学科的渗透；第四，理论美学和应用美学的并进。20年后，在《美学原理》中，您又提出：“所谓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体现21世纪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文化的大综合。所谓文化的大综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综合，一个方面是19世纪文化学术精神和20世纪文化学术精神的大综合。”（P20）读您这两部书，我感到，虽然间隔20年，但是贯穿在两部书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您坚持东西美学融合以构建现代美学体系的思想。

    叶朗：你这个看法是对的。我为什么坚持东西美学融合的思想？第一，这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开端者、奠基者，由他们开拓的现代中国美学，与传统中国美学的基本区别在于什么？就在于中西美学融合。王国维的美学、朱光潜的美学和宗白华的美学，撇开传统中国美学不能成立，撇开现代西方美学，也不能成立，因为它们都是20世纪上半期中西美学融合的结晶。第二，现代性开始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运动带动了全球化的科学、民主和市场经济，但也带来了单一的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压抑、排斥和消解。反思现代性，检讨其根本局限，就是要重新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巩固和提升非西方文化的价值。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存在近3千年历史发展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在人类文化中各自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真正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必须容纳多元文化的美学思想，在概括地意义上讲，就是东西美学的融合；第三，20世纪的艺术实践和美学思潮都表明，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线性运动，导致了西方当代艺术和美学的深刻危机，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美学内部纠缠着“艺术终结”和“美学终结”等一系列“历史终结”的梦魇。为什么“艺术终结”了？“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不同意这种“终结论”。我相信，人类存在，艺术就有生命，就有未来。我认为要摆脱“终结”的恶梦，就必须突破西方美学的线性进化思维，就必须开放视野，融合东方和西方文化。

    从美学研究向大文化研究的扩展

    肖鹰：我注意到，在您这前后两部书中，关于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建构原则，您先后分别使用 “东西美学融合”或“东西文化的大综合”。坚持东西融合，保持了您这两部书的一致性；从美学融合到文化融合，又产生了两书的差异性。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的美学研究视野向大文化视野的扩展。在《美学原理》中，我读到非常浓厚的文化气息，生活气息。您主张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不仅是东西文化的大综合，而且是19世纪文化学术精神和20世纪文化学术精神的大综合。在这部书中，在阐述审美理论时，你引用了不少19世纪和20世纪中的文化和生活实例，这些实例，不同于艺术活动的实例，传统美学往往是忽视它们的。我感到，您引用这些实例，不仅突破了传统美学偏重于艺术（尤其是经典艺术）的表述体系，而且的确表现出为美学理论营造文化大综合的底蕴的学术胸襟。实际上，在阅读《美学原理》时，我感到您对美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阐述，都表现了一种非常鲜活的文化意识，让读者明确地感受到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审美活动的鲜活的文化意蕴。这个特点是在既往的美学原理类著作中看不到的，当然，在您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中也看不到。相比于《现代美学体系》，这是否是《美学原理》的一个重要的新特点呢？

    叶朗：在《现代美学体系》问世20年以来，我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不仅用心于中西美学家们的学术著作，而且用心于我这20年阅历所及的生活这部大书。相比较而言，我更着眼于从“生活世界”这个具有本原意义的视野来审视和思考美学问题，我相信，这个思考方式是对传统美学局限于范畴推演和艺术鉴赏的突破。在众多关于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中，我赞成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审美活动就是一种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在人类历史上发生、发展，受人类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因此，思考美学问题不能离开审美活动的文化背景，在作理论阐述时，也应当传达其丰富的感性特征和深厚的文化意蕴。在写作《美学原理》时，我的一个明确原则是，要让这部书具有高度的可读性，这不简单指行文的优雅和流畅，而是要传达你所说的审美活动的鲜活的文化意蕴，但更准确讲，是传达活生生的文化精神。

    肖鹰： 我认为您达到了这个目的，《美学原理》的确具有这种文化大综合的气象，而且是以您的“生活世界”为中心展开的活生生的文化大综合气象。我相信，您这部《美学原理》的写作，不仅给读者（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个在文化大综合背景上的新美学思想体系，开拓和深化读者的美学视野，而且会对美学原理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新的思路。《现代美学体系》对中西美学的综合，注重于中西美学概念、理论的“平等的纳入”，综合程度较底，特别是学理的统一性和精神的一贯性不够，不少地方有生硬之感。当时的综合，似乎更多是在“技”的层面，功夫也多用在技上。《美学原理》对中西的综合，正如您从中西美学综合的视野跨越到中西文化的大综合视野，是由技入道，展示了您在中西文化大综合视野下对美学基本问题的深入悟思和从容论述。北大张祥龙教授近日在给您的一封信中谈到：“此书（《美学原理》）的基本思想方式向包括现象学、海德格尔在内的西方现当代哲理开放，反倒使得中国古代的美感经验及其哲理领会获得了与它们对话的平等身份，因为其中的思想素质正是中国古学的长处可以舒展者。”我同意张祥龙这个看法。在这部书中，您在中西文化对话中对中国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展开，是以一条红线透彻地贯穿下来的，这就是“美在意象”。“美在意象”，是您一直坚持的一个核心美学思想，在《现代美学体系》中就明确论述过；但是，在这部《美学原理》中，这个命题才真正作为一条红线得到了透彻的阐述和贯彻。这个“透彻性”，我想是得益于您的中西文化大综合的理论视野。

    美在意象

    叶朗：“美在意象”这个命题，实际上是朱光潜先生的命题。早在1932年出版的《谈美》这本书的“开场白”中，朱先生就指出：“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意象”是传统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易传》。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情景交融”，是中国传统美学给予“意象”的最一般规定，而“意象”就是美的本体，也是艺术的本体。“意象”的思想源流从《易传》直到王夫之、叶燮，再到王国维，形成了中国古代审美－艺术论的主流，这是我们建构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的传统资源之一。同时，“意象”思想的基本内涵，也是与西方现代美学相通的。近代西方美学奠基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主张“美”和艺术的本体，都是脱离于人的客观自在之物；现代西方美学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打破主客二分，在主客一体的意向性关联中来讨论“美”和艺术的本体。浪漫主义以后的移情论、表现主义和现象学美学都是沿着这个路子走下来的，尽管它们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差异。因此，我曾说：“由于抓住了‘意象’这个概念以及通过对‘意象’的解释，朱光潜先生找到中西美学（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的契合点。”（《胸中之竹》）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