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考古和历史学发现，都会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古史墓葬研究，这种开放型争论的方式，也是司空见惯的。曹操墓地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曹操所处的时代，还是信史时代，真正艰难的还是史前史，乃至夏商周断代史阶段，前几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汉学大论战，蔓延欧亚和北美。

    但关于曹操墓的讨论的基础，必须是考古学和现代历史学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历史和历史学有一个很不好的态度，就是文史不分，文学和历史学不分，彼此混淆，结果，让历史学离开了自己的本质。文学是艺术，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两者必须区分开来。

   在这一点上，人大的袁济喜先生，显然没有做到文史分开，研究魏晋文学，和研究魏晋历史，以及魏晋考古，是完全不同的。袁济喜先生认为曹操墓的“证据不足”，我倒认为，曹操墓的考古证据已经基本具备，能够证明这个墓葬的归属，并且，曹操墓的发现，将是2009年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方面的文章，我发在《曹操墓发现，2009年中国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

    真正应该反思的是，袁济喜先生的思路和治学方法。

    1.随葬品只是考古墓葬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不能孤立地使用，必须综合使用。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是信史，是可以用来引证的。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如果颠覆了信史资料，那么，破坏了整个历史学的逻辑基础。

    3.袁济喜认为，曹操本人是非常多疑的，史书上记载他的墓确实是有72冢。这座墓的地方不在邺城，也不在洛阳，而且找不到跟曹操文学相关的证据。

   首先，我们要特别批驳的就是72疑冢说，历代官修历史典籍，以及现代历史学都不认可这一学说，这种文学故事只适合在中文系，并不适合在历史系。至于在曹操文学中寻找证据，这个有些怪异，考古实证的力量是最根本的，是第一位的，文学作品中的资料恰恰不能作为历史学的证据。从文学中寻求历史作证，这是典型的旧史学的特征，而不是现代历史学的方式。

   4.曹操墓研究，跟国学热毫无关系，这是正常的考古学工程，是中文系所谓的“国学”不同。每年国家都会评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这跟国学热毫无关系。

    袁济喜先生提错在他的逻辑和方法，都不是现代历史学的，这就导致了他的错误结论。我认为，开放型的讨论是必要的，但我们一定要在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范畴内，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才有建设性。

    本来是魏晋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问题，部分媒体去采访魏晋文学的人，这显然是找错了采访对象，同时，也反映出，在部分朋友当中，的确存在着文史不分的问题，需要我们今后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