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著名学者、哲学家，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有“学界泰斗”之称。1916年4月出生于山东平原，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兼任过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当选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孙子和齐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

　　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是德高望重的大师、著作等身的学者。

　　他在耄耋之年出山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告。

　　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

　　他常说，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无论是作为一名学者，还是普通公民，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如同一部厚重的书，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他就是任继愈先生。

　　与毛泽东的一次面对面催生了宗教所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自此与哲学结缘，在这里一呆便是20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图书馆任馆长。而今，这位中国尚存不多的“国宝”级哲学大师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名誉所长。

　　新中国成立初，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前兆或序幕。

　　任继愈告诉笔者：“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泽东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于是，毛泽东评价任继愈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文革”开始后，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在干校期间，任继愈显得十分“乖巧”，早上的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由于任继愈为人和善，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右眼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自然所经历得太多太多，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而今，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儒教就是宗教”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学术界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从儒家到儒教》（1980年）、《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1982年）、《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1982年）、《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1982年）、《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1982年）、《佛教向儒教靠拢》（1984年）、《重视儒教的研究》（1986年）、《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1988年）等学术著作，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

　　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小长征”奠定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

　　从小，任继愈就爱思考，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哲学的性格恰恰在于寻根问底，探究“人活着为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任继愈出生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任继愈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一家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的“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为曹老师激赏，认为‘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任继愈对小学的发生事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的得到的少。”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所只办了4年的中学，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惟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也就没有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奉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或短衣绑腿，或长袍礼帽，浩浩荡荡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

　　任继愈告诉笔者，湘西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一路上写生。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不为难这些知识分子。这次旅行彻底地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的敲击着他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西南联大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有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