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弹词是广泛流传于江南长三角地区的曲艺形式。自形成以来，通过数代艺人的努力，逐步形成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品格。这里所谓的雅，是高雅之雅；俗，是通俗之俗。高雅主要是指表现手法的优雅讲究，富有人文气息；通俗是指内容通俗、语言质朴，为百姓所喜闻乐见。通俗不低俗，高雅不奥深，是苏州弹词的美学特质。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去看，苏州弹词的产生，天然地具有连通大众的世俗品格。苏州弹词是民间自发的文化娱乐形式。苏州弹词本身，也是为解除人们劳作之苦和精神困惑而产生的，只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达，此类彼此谈论故事的工作，就由职业的说书人来代替罢了。因此，苏州弹词从一开始就是“通俗”的。而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经济社会较长时间的繁荣稳定和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以及百姓闲暇时间的逐渐增多，为苏州弹词的产生壮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基础。苏州弹词的表演道具也非常简单，一方“半桌”，两个茶杯，一把三弦，一把琵琶，即可因陋就简。节目的故事曲折引人，听众十分广泛，无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不管目不识丁，还是满腹经纶。

    苏州弹词通俗品格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节目表现的故事内容非常通俗。传统的苏州弹词节目，无不表现“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的世俗故事，家长里短和儿女情长，占据了绝大的比例。反映的是俗世红尘中人们都会触及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表达的是社会大众单纯朴素的生活感悟与追求理想，宣扬的是最为基本的普世价值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和精忠报国等的价值理念。如《玉蜻蜓》、《白蛇传》、《三笑》和《啼笑因缘》等优秀的苏州弹词节目。

    苏州弹词的雅，主要体现为表现手法的讲究和雅致。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苏州弹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表演手法：“说、噱、弹、唱”。这里的“说”，是指对于故事的徒口叙述及对故事中人物言行的代言摹拟；“噱”是指穿插其间的“包袱”与“笑料”；“弹”是指运用三弦与琵琶进行弹拨伴奏；“唱”是指通过叙唱抒发某种情感、渲染某种情绪。“说”、“噱”靠的是语气语调，“弹”、“唱”靠的是声腔变化。“说、噱、弹、唱”综合运用，轮番交替，不仅叙事引人入胜，发噱有趣，而且弹奏优雅，演唱情浓。苏州方言的甜美，唱腔音乐的清雅绵潺、高低错落、抑扬有致，语言与音乐融通，人声与弦声交织，直把那家长里短的生活故事与荡气回肠的儿女私情，演绎得别有韵致。如果再配以长期以来积累形成的适于表现不同情节与情绪的特色唱调，包括［陈调］、［俞调］、［马调］和［张调］、［蒋调］、［丽调］等等，曲折清雅之致，更是无与伦比。

     具体到苏州弹词的说白和唱词，更是大俗大雅。如果说苏州弹词的说白语言，是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苏州方言，则其用以演唱的唱词韵文，堪与唐诗、宋词和元曲相媲美。七言或十言的基本唱词句式，在演唱运用中被多少不等的衬词或衬字镶嵌点染之后，格律的规整与辞采的活泼仍然不失基本的法度。如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传统开篇《宫怨》：“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贵妃独坐沉香榻，高烧红烛候明皇。”又如表现《红楼梦》中潇湘馆意境的《潇湘夜雨》：“云烟烟，烟云宠帘房；月朦朦，朦月色昏黄。阴漫漫，一座潇湘馆；寒凄凄，几扇碧纱窗。”清新简约，意味悠远。

     同时，苏州弹词通过“说、噱、弹、唱”表现思想内容的艺术方式与审美旨趣，使其说书表演具备了独特的全知视角。第三人称统领的“叙演”特质，赋予苏州弹词全方位、多角度十分灵活的艺术表现便利。一方面，表演者面对听众，首先以说书人第三方的独立身份叙述故事。但必要的时候，又摇身一变，摹拟代言故事中的人物，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自叙或者慨叹。这种主观和客观交替结合的叙事形式，使说书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全知视角的艺术表现方式与手段，使得苏州弹词的审美创造，进入了另一种 “通俗”的境界，不仅连通了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心灵”，而且打通了表演者和欣赏者之间的“壁垒”，在看似简单的一个人或两三个人、一件或两三件乐器的配合表演中，呈现并变幻出万千气象与万种情怀。（黄丹 许芸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