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民日报》第四版《人民论坛》发表了一个署名宋石男的文章：“一套丛书开启一个时代”。文章一开始就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全套400种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此时，距该丛书出版第一辑已过去27年，距离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在“万有文库”中收入“汉译世界名著”，则已过去74年。这前后两种“汉译名著”，也恰与中国近现代两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相伴随，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等睁眼看世界，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

　　文章的第四段说：事实上，“汉译名著”可说是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西学东渐”大手笔。在“汉译名著”问世前，中国有三次翻译高潮，其共同特点是均处于社会大转型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汉译名著”的出版，或可视作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开端，也同样处于社会大转型期——起自上世纪80年代初，延续至今。

　　我们查看昨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就有“让世界优秀文化走进中国——写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赴法兰克福参展之后”的报道，其中有这样的一段：“1959年，陈翰伯出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与总编辑。之前的1958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任务刚刚重新被确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他风趣地称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是“洋务”，他就是洋务派。到1966年，不足10年的时间，商务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有395种，几乎将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一网打尽。”

　　我查了一下，还有一种“从1958年到“文革”前，在陈翰伯先生的主持下商务翻译了500多种外国名著”的说法。“1958年9月10日，商务就出版过《论出版自由》,这是弥尔顿的经典著作，在那个时候能够出版这本书是非常不容易的”。

　　昨天《人民日报》第四版还有一篇署名郑文的文章“博采世界各种文明之长”，其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商务印书馆的档案室里，有一份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选题计划”，列书达4000种。由于编译力量有限，后来他们只能“削去冗繁留清瘦”，选了1614种作为中长期的出版书目。以此计算，目前的这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只是出了其中的1/3。从这个意义上讲，400种的“汉译名著”仅仅是一个起点，人类文明的许多精髓还等待着我们去采撷。

　　《科学时报》2007年6月21日有一篇杨新美写的“汉译学术名著 薪尽火传”文章，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对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极为重视，有关出版部门和学术界人士共同制定了“外国名著选译12年规划”，并于1956年开始出版。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后，即成为了专门承担此项译事的专业出版社。在总编辑兼总经理陈翰伯的亲自支持下，当年就拟定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书目”，共选书1614种，到1966年共出版各种学术著作近300种。

　　综上所述，“一套丛书开启一个时代”一文所说的“前后两种“汉译名著”，也恰与中国近现代两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相伴随，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等睁眼看世界，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与“在“汉译名著”问世前，中国有三次翻译高潮，其共同特点是均处于社会大转型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汉译名著”的出版，或可视作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开端，也同样处于社会大转型期——起自上世纪80年代初，延续至今。”其中的两次“80年代初”断代不准。

　　历史是连续的，同时，对于重要历史事件的断代应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一套丛书开启一个时代”一文把“汉译名著”的规划以及组织翻译付诸出版描述为“开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不准确的。其中的多数名著的翻译和出版都至少“开端”于新中国前三十年。这就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会在文革中奇迹般地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历史，连续起来了，好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是一个最善于吸收人类先进文化先进文明成果的党。

　　刘小枫先生在《天不丧斯文》一文中说：《经典与解释》的规划是两个系列，一个是专题性质的丛书《经典与解释》，以某个专题为中心辑译文献，可以看出我对60年代老《哲学译丛》的情结，想做那样的东西。80年代以后，当年做译丛的老先生们都恢复大教授的职位，不再搞编译，《哲学译丛》越来越没看头、没保留价值了。我想继承老《哲学译丛》传统，但定期做很累人，人家有一个编辑部呵，我一个人怎么招呼得过来?于是想到以专题方式来做，主要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文章，好些有分量的西方学术文献是论文，而非专著，这是我当年读老《哲学译丛》的体会：一篇文章就可能改变自己的整个思考和问学方向，比如舍斯托夫那篇纪念胡塞尔的文章 皮罗的《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

　　《科学时报》2007年的文章问：“目前，图书市场上学术译作日益增多，但其中不乏鱼目混珠的作品。在商务印书馆成立110周年之际，由其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直屹立于图书市场经久不衰。但在人心浮躁的今日，面对充斥着快餐文化的社会，学术出版如何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0月14日，众多的华文媒体都不约而同的转载了《华商报》的一篇报道，“清华毕业生当尼姑8年收养26弃儿 部分就读佛学院”。报道说：“1995年出家前，智宏法师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因为“在哲学中没有找到需要的答案”，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宗教，选择了佛门。”我曾写文怀疑，现在仍没看见回复，但是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问研究的危机是现实存在的。

　　现在各种出版物多如牛毛，而且价钱越来越贵，但“出版”不等于研究。对于西学兴起之前，也就是欧洲打破黑暗的中世纪之前的“东学西渐”，极少有人提及。

　　《光明日报》2000年4月13日有一篇刘永佶先生写的题为《“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文章说：在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潮流之前，即16至18世纪，地球上却发生着与之相反的交流，即“东学西渐”。对此知晓的人不是很多，因为西方人很“实用”地忘记了这个事实，而中国人也未能对此进行系统的探讨。

　　文章认为：“东学西渐”的过程，是与欧洲的社会变革过程统一的。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愿意接受中国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在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方面，封建统治者（包括教会）对中国是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他们知道若引进这些势必危及其利益。主张引进并改造、吸收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是代表新兴资本势力的变革者。也正是随着社会变革的进行，他们才逐步完成了对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引进和改造，这同时也就变革了欧洲本身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欧洲也由此而发达。

　　本文开始提到的几篇文章，都没有提到“东学西渐”，这是非常遗憾的，同时，“一套丛书开启一个时代”文章对于“西学东渐”近代现代史的断代错误，令人不得不心生这样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可能误导一个时代。

　　人的行为有时可能是偶然的，但是历史不是偶然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也绝非偶然。一句不完整或者错误的言论，因为其发表在权威媒体上，可能误导一批年轻人误导一代人，使得我们中华文明真的可能出现可怕的文明断代，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徒增不必要的曲折或代价。（李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