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的“门房”，“校工”与“锅炉工”

　　人们熟知季羡林的散文，但这只是他的余兴，他的专业是印度学。年逾古稀之后，季羡林成了散文大家，倘若抽去他的专业，他的散文就不会有那么“厚”，倘若他不写散文，他的专业也不会有那么“厚”。那么，季羡林的专业和余兴比较，孰厚孰薄呢？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二者已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学问，不用说，首先看他的专业。留德期间，季羡林选择的是梵文，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只在研究佛典的时候有用。常人不会选择，选择者必然与佛有缘，信不信是一回事，缘不缘又是另一回事。当初，陈寅恪选择梵文，旨在钻研佛经和中印古代史，汤用彤与稍后的周一良情况与之仿佛。季羡林选择梵文，重点在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兼及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印度古代文学、中印文化交流史。季羡林在学术领域的第一项成就，就是关于梵文本身的研究，这是他的博士及博士后论文。那时他年富力强，在德国十年，有九年是与梵文较劲，以他的天资天分，作出成绩也在情理之中。论文评价相当高，看得懂的却很少，只在小圈子流行。这很正常。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几人能懂？我辈凡夫俗子，只要知道有这一门学问，有这样一个能人即行。七老八十之后，他在梵文研究方面又有所推进，这是迟到的成果，迟了整整四十年。懂得的依然不多，甚至越来越少，但这不影响他论文的价值，以及在印度学方面的地位，足证他老而弥坚，是当之无愧的梵文大师。而翻译印度的有关作品，如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优哩婆湿》，古典精粹《五卷书》，黛维夫人的《家庭中的泰戈尔》，蚁垤的《罗摩衍那》，以及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洛斯的《安娜·西洛斯短篇小说集》，则是他在专业受阻时的战略转移，设若把专业比作主峰，这些就是侧岭。前面说过，仅一部《罗摩衍那》，季羡林就稳踞翻译大师的宝座，何况还有其它。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季羡林得以重操专业，再作冯妇。他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校注——应该说这是他的夙愿，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指出，他一生用过的唯一笔名，就是“齐奘”——这是中国人最初，也最坎坷而辉煌的国际交流，研究却如敦煌学，一度让外国人走在了前面，季羡林既然是南亚所的所长，他有义务也有条件组织队伍攻坚，在整个工作中，他担任不挂名的主编，参与部分注释，并为全书写下洋洋十万字的前言（前言而达十万字，几乎与原文等长，可见用力之勤，钻研之深），多有发前人之所未覆，蹈前人之所未至。为了便于把这部真实版的“西游记”翻成英文，他又组织人把它译成白话。如今白话本早竣，英译本还有待高明。古稀之年的另一项工程，是吐火罗文A残卷《弥勒会见记》剧本的破译。为什么说破译？那是天书。吐火罗文也是一种死语言，死得比梵文更悲壮，更凄凉。传世的文献很少，懂得的人更少，全世界也数不出三五个。季羡林是其一，可怜的其一，濒危的其一。他在哥廷根跟西克教授学了这一手绝活，仅在初进北大写作《浮屠与佛》时牛刀小试，以后便一直弃而未用。不是不想，是没有机会。长期不用，学得的也几乎忘光。这时忽然从新疆出土了吐火罗文的残卷，国内无人能识，辗转相传，到达他的手里。你不是学习过这种语言么，半辈子闲置，也许上帝就让你显这一次，你与这种绝学的机缘就在这一次。倘你畏难，那么便连这一次仅有的机缘，也要失之交臂，人们只好去请教国外的专家，把荣耀写在他人的额上。季羡林咬咬牙，硬着头皮承接。这样说不是贬低，而是符合实际。毕竟已忘得差不多，毕竟又杂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好在基础还在，雄心还在。他开始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开创性的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交道打多了，他突然找到了破译的钥匙，原来这是《弥勒会见记》的剧本，而该剧有多种文本传世，拿其它的文本相对照，这难题不就好解决了吗！当然不会像在下说的这么容易，破译需要多语言多学问的功力，这就是为什么他行，而我辈不行。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的残卷，足足耗费了他数年光阴，最后才译成汉语。不会轰动，因为把所有吐火罗文研究者的巴掌声加起来，也制造不出震耳的分贝。但整个学术界又都听到了，缘于一种对学术和精神的敬仰。季羡林古稀之年着手的另一项工程，是《糖史》的写作。这是他的正事，未必是他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所期待，却是他见了之后肯定要欣然颔首。外行如在下难免会问：“所谓糖史，无非指糖如何制造，又如何流通，一个普通人也会完成，值得他一个大学者亲自操刀吗？”这的确是外行话。高深的学问，并不在于题目有多大，而在于它揭示的意义有多深。糖，人们每天食用，习以为常，但是，又有几人注意到，考虑到，猜想到，就在这不起眼的糖的背后，却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而又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史呢？而又有几人能从这一件小事上，唤起“环球同此凉热”的意识，进而联合起来，共同着手解决一些威胁全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呢？季羡林他看到了，他想到了，他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一部《糖史》，一写就是八十万字，他写出了胸中的积学，写出了良知、功力和境界。

　　让我们看一看季羡林是怎么做学问的，试以《糖史》为例。研究需要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散布在汗漫的古籍中，目前尚未输入电脑，他只能采用最原始，也最吃力的办法——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浏览，砂里淘金，竭泽而渔。《糖史》分“国内”、“国际”和“结束语”三编，仅在“国内”编中，他选材涉及的范围，计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兼佛典、僧传、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以及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其阅读量之大，搜本穷源之艰，谁听了都要咋舌。季羡林写道：

　　我曾经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季羡林是天才吗？我看不是，你见过有几个天才眉皓首还在和弱冠少年一样拼命？季羡林是大师吗？我看也不像，理由如前，你见过有几个大师在梳理羽毛、安享尊荣的年纪，还在摩拳擦掌，四面拓展，八方出击？要我说，嗨，他倒更像一位学界的“门房”、“校工”、“锅炉工”。

　　这位“门房大爷”晚年苦口婆心地反复呼吁：“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通史必须重写！”“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另起炉灶！”“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文艺理论要开辟新天地！”他坚守“门房”，什么该传，什么该达，什么该拦，他都有自己的，而且有相当部分已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主张。

　　这位“老校工”晚年担当的五十多个职务，无一不包含帮年轻人辟草莱，当向导，挑担子。他告诉你如何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如何穷幽极微至纤无际地搜集资料，如何既要大胆假设，又要小心求证，如何讲究学术良心与道德，以及勤奋、才能与机遇的辩证关系，做学问与做人的诚恳态度，等等等等。他心仪胡适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在这方面，他也是。举其特例：即便某些文革中整过他的人，以后只要有所求，他也一样乐得出手，帮助对方“提行李”。

　　至于说“锅炉工”，则是他终生不渝、一以贯之的本色。在终极意义上，季羡林的所作所为，莫不是为了给他生于斯、长于斯、服务于斯的社会输送光明，增添热量。

　　“至今八十如四十”，进入一生最辉煌的冲刺

　　忽忽就到了八十岁！没有预期，没有先兆。白居易诗云：“八十秦翁老不归，南宾太守乞寒衣。再三怜汝非他意，天宝遗民见渐稀。”白居易这里是说：老人家，太守我如此善待您，不为别的，只为像您这样经历过几代先王的寿星，天下没有几个了啊！而今眼睛一眨，自个儿居然也活到了这把年纪；更邪门的，因为摆脱了行政事务，不仅没显颓象，精神反而比以前更健旺，更抖擞！

　　季羡林尝谓胸无大志，包括年龄在内。此说并非矫情，有事实摆在那儿：寿命据考是有家族基因遗传的，他的父亲，按季羡林的年龄推算，只活了三十大几，母亲，勉强活个四十来岁，因此，他把上限定在五十岁，已经算是高指标了。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恍如一场春梦，而立过了是不惑，不惑过了是天命。还是那个白居易白乐天的诗：“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生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几年，把镜照面心茫然。”你看，才四十七岁，就老成了什么样子，哪有一点“乐天”的意味！而季羡林五十之年，正值一九六一，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人们刚刚经历一场全国性的大饥饿，挨不过而成为毙殍的，城乡多有。他嘛，无惊无险。一、因为小时候饿惯了，在德国期间又经历了一场极限的饥饿“马拉松”，以致有八年之久，完全失去了饱的感觉，“曾经沧海难为水”，比较起来，眼前这点困难，实在算不了什么；二、作为学部委员、一级教授，额外有一些特殊供应，再饿，也饿不到他。如是听闻，那期间，季羡林还曾把每月特供的两斤猪肉，拿去支援其他更为腹中空虚的同志。这说的是生活。写作上，那一年，他发表了七篇文章，比较既往，算得大丰收了。难怪他后来回忆，说天命之年，是他一生精神面貌最好的时期，不知不觉冲破了原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