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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传统地把服饰看作是“礼仪”的一部分。同前代一样，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服饰制度，三百余年间，尚文尚质，服饰“或因时王而为之损益”。[1]服饰的具体制作或有不同，但服制维护上下等级关系和长上尊严的目的未变。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反映的衣冠服饰，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衣服变古”之议，甚者则有“服妖”之责，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 一、“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就未被严格遵行。《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载，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有诏说:“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仁宗时张方平上奏曾言：“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为朝服，而卒校胥史，为制一等，其罗縠、绮纨、织文、絺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2]元祐时，文彦博指出：“数十年风俗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3]其后张耒在《衣冠篇》中也说，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的区别。且言：“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车服之制独未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4]成书于北宋末的王得臣《麈史·仪礼》亦言当时“衣冠之制，上下混一”。 南宋时，服饰的这种变化更趋明显。绍兴四年五月，朝中对衣服“贵贱几无差等”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5]赵彦卫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尺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6]孝宗时，李椿曾上奏说：“自军兴以来，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为过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复有上下之别。且一衫之费，贫者亦难办。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耻，故虽欲从俭，不可得也。”[7]略同时，梁克家记闽地三十年以前的风俗，“自缙绅而下，土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带或弱笼衫，富民、胥吏、皂衫，贩下户白布襕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而“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原先的“等级”已不再被遵行。[8]秦桧子僖尝衣“黄葛衫”，说这是“贵贱所通用”的。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9] 除了等级差别已“上下混淆”外，各行业原有的服饰区别也已不再严格区分。《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说：“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而《梦粱录》卷一八《民俗》记杭城风俗，谈到上述各行有各行服色之后接着说：“自淳祐(公元1241-1252年)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官府“士庶之服”常常发出某些禁令：一是对服色的限制，如宋初仍唐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紫色仅施于朝服。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李昉请禁“近年品官绿袍”下服紫色。揣拱二年(公元989年)禁止民间服紫；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有民间冠服等犯制之禁。皇祐七年(公元1055年)禁天下衣黑紫服者，也是因为“士庶浸相效”宫中衣色引起；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十月，禁天下衣“墨紫”等。二是禁止以金银或珠玉等奢侈品装饰器服，如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禁非命妇之家“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之类；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禁“金翠为妇人服饰”。三是对某些花样或料质的限制，如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下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等；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采段”等。宋时出现的印花丝织品，称“缬帛”；加入金钱编织的丝织品，称“销金”，民间多有生产和服用，政府也是屡禁不止。[10] 禁令的颁布表明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所谓服制并未被完全遵行，故而朝中官员常有对服饰“逾僭”、“非礼”一类的指责。从以下一些服饰的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 上古贵族男子成年要行冠礼，认为它是“礼之始”。民间冠礼，或叫上头，虽然宋代仍保留有“上头”的习俗，但所行冠礼大为简单，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蔡襄就说：“冠礼今不复议。”北宋后期王巩说此风废已百年。[11]虽然大儒司马光、朱熹等力倡恢复冠礼，但终未能挽回其衰变之势。妇女成年古代的“及笄之礼”，宋代也已少行。 头巾传统上为“贱者不冠之服”，陆游说“大抵士大夫无露巾者，所以别庶人也”。[12]时人多巾上覆帽。以幅布裹头，宋时普遍使用，不独“贱者”了。米芾《西园雅集记》中众名士所用的头巾有仙桃巾、幅巾、团巾、道巾、披巾、唐巾等，种类甚多。 宋人常用的“幞头”是由头巾发展而来的，唐时，皇帝所用者脚向上曲，用硬脚。宋代幞头有直脚、交脚、朝天、顺风五等，其中直脚（平脚）“贵贱通服”。[13]幞头在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庶人均常戴用。 “重戴”，《宋史·舆服志五》说：“盖古大裁帽这遗制，本野夫岩叟之服。……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是幞头连着帽者，唐代以来就为士人所尚，后来成为某些官员的帽式。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令两省及尚书省五品以上皆重戴。枢密、三司使副则不。又五代以来新进士亦重戴，遂以为俗。”[14] 上古士人所穿的“深衣”，前后深长，后世已不流行，但为宋时一些士人欣赏。司马光依《礼记》作深衣自穿，邵雍则说“今人当服今时之衣”，[15]对司马光的“复古”行为颇不以为然。朱熹作“深衣之制”：“圆袂方领，曲裾黑缘”，于冠婚、祭礼、宴居、交际时穿服。[16]庆元朱熹受排挤，被指为“怪服”。 北宋中期，京师士人以浅青黑色衣蒙于外，称作“凉衫”。《江邻几杂志》说，士大夫着毛衫已受到讥讽，更有甚者的是“近年内臣或班行，制褐袖为凉衫，渐及士大夫，俄而两府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众”。北宋时，士大夫交际常着“帽衫”（衫帽）。南渡初，战事频仍，士大夫多着本为军校服装的“紫衫”，后因有“以戎服临民”之嫌而一度被废。于是士大夫皆以凉衫作为便服，然颜色改为白色，其制与紫衫相类。正是《宋史》所谓“（帽衫）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了，而乾道初指为“纯素可憎，有似凶服”被禁止。[17]朱熹曾说道：“宣和末，京师士人行道间，犹著衫帽。至渡江戎马中，乃变为白凉衫。绍兴二十年间，士人犹是白凉衫，至后来军兴又变为紫衫，皆戎服也。”[18] “背子”大袖，前襟平行而不缝合，两腋以下开叉，穿着方便。朱熹、陆游均言其先辈时没有所谓“背子”，大体在北宋后期，背子普遍流行起来，皇帝、官吏，商贾、士人等都可穿用。陆游说北宋宰臣“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朱熹说“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程大昌说：“今世好古而存旧者，缝两带缀背子掖下垂而不用盖，放中单之交带也。虽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19] “皂衫纱帽”被视为下人之服。张舜民《画墁录》记其兄服“皂衫纱帽”，被范鼎臣训斥：“举子安得为此下人之服？当为白苎襴衫，系里织带也。”“短后衣”亦为非礼之服。赵汝谠年少时，着短后衣会见过访其家的叶适而被斥为“不学”。然而沈括早就说：“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20]并不拘泥一定的礼数。 在服饰“变古”中，妇女往往比男子表现得更为大胆，更具特色，以其对衣饰的特殊敏感而常常“得风气之先”。 宋初，妇人头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21]既无定制，自然可以花样翻新了，如前所述，朝廷颁布的禁侈令中，有的是专门针对妇女而言的。 宋初以来“高髻”流行，东京城内有专卖“特髻”的辅作。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朝廷曾令“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22]然禁而不止，且愈演愈烈。至仁宗时，宫中所尚之白角冠梳，有至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李廌《师友谈记》说，早时禁中贵妇等“皆白角团冠，前后惟白玉龙簪而已”,白角冠正由此而来。皇祐时，诏“妇人所服冠，高无得过四寸，广无得逾一尺，梳长无得逾四寸，仍无得以角为之”。但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23]《麈史·礼仪》也记说，仁宗时妇人“冠服涂饰，增损用舍，盖不可名记”，禁用鹿胎、玳瑁后，有为假玳瑁形者，角长二三尺，登车檐皆须侧首而入；俄又编竹为团，谓之“团冠”；又屈四角，下至于肩，谓之“亸肩”；又以团冠少裁其两边，高其前后，谓之“山口”；又短其角，谓之“短冠”。后来则一用“太妃冠”，以金或以金涂银饰之，或以珠玑缀之。又，仁宗时，朝袍有染紫为黝色者，此乃禁色，士大夫慕而不敢用，而妇女却有以为衫或佩带者。朝廷常禁民间妇人以金珠装缀衣服，又尝禁妇女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等，[24]种类和花色均极丰富。 袁褧说：“汴京闺阁汝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或者以银丝“屈曲作花枝插髻，后随步辄摇，以增媌媠”，称为“步摇”。[25] 南宋初周煇谈到，自其孩提时，“见女妇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26]是乃当时妇人服饰多变的真实写照。妇女们追求新颖、美观的装束，其中冠饰特别令人注目。李心传说，中宫常服包括有：真红罗大袖、真红罗长裙、真戏罗霞帔、真红罗背子、黄纱或粉红纱衫子、熟白纱裆裤、白绢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