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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
来源:艺术中国    作者:佚名    类别:传统服饰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中国古代传统地把服饰看作是“礼仪”的一部分。同前代一样,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服饰制度,三百余年间,尚文尚质,服饰“或因时王而为之损益”。[1]服饰的具体制作或有不同,但服制维护上下等级关系和长上尊严的目的未变。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反映的衣冠服饰,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衣服变古”之议,甚者则有“服妖”之责,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

一、“衣无章,上下混淆”

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就未被严格遵行。《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载,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有诏说:“士庶之,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仁宗时张方平上奏曾言:“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为朝服,而卒校胥史,为制一等,其罗縠、绮纨、织文、絺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2]元祐时,文彦博指出:“数十年风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3]其后张耒在《衣冠篇》中也说,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的区别。且言:“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车之制独未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下奢侈僭上之心。”[4]成书于北宋末的王得臣《麈史·仪礼》亦言当时“衣冠之制,上下混一”。

南宋时,服饰的这种变化更趋明显。绍兴四年五月,朝中对衣服“贵贱几无差等”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5]赵彦卫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尺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6]孝宗时,李椿曾上奏说:“自军兴以来,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为过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复有上下之别。且一衫之费,贫者亦难办。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耻,故虽欲从俭,不可得也。”[7]略同时,梁克家记闽地三十年以前的风,“自缙绅而下,土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带或弱笼衫,富民、胥吏、皂衫,贩下户白布襕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而“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原先的“等级”已不再被遵行。[8]秦桧子僖尝衣“黄葛衫”,说这是“贵贱所通用”的。朱熹也说:“今衣无章,上下混淆。”[9]

除了等级差别已“上下混淆”外,各行业原有的服饰区别也已不再严格区分。《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说:“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而《梦粱录》卷一八《民俗》记杭城风,谈到上述各行有各行服色之后接着说:“自淳祐(公元1241-1252年)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官府“士庶之服”常常发出某些禁令:一是对服色的限制,如宋初仍唐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紫色仅施于朝服。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李昉请禁“近年品官绿袍”下服紫色。揣拱二年(公元989年)禁止民间服紫;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有民间冠服等犯制之禁。皇祐七年(公元1055年)禁天下衣黑紫服者,也是因为“士庶浸相效”宫中衣色引起;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十月,禁天下衣“墨紫”等。二是禁止以金银或珠玉等奢侈品装饰器服,如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禁非命妇之家“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之类;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禁“金翠为妇人服饰”。三是对某些花样或料质的限制,如圣三年(公元1025年)下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等;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采段”等。宋时出现的印花丝织品,称“缬帛”;加入金钱编织的丝织,称“销金”,民多有生产和用,政府也是屡禁不止。[10]

禁令的颁布表明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所谓服制并未被完全遵行,故而朝中官员常有对服饰“逾僭”、“非礼”一类的指责。从以下一些饰的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

上古贵族男子成年要行冠礼,认为它是“礼之始”。民冠礼,或叫上头,虽然宋代仍保留有“上头”的习,但所行冠礼大为简单,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蔡襄就说:“冠礼今不复议。”北宋后期王巩说此风废已百年。[11]虽然大儒司马光、朱熹等力倡恢复冠礼,但终未能挽回其衰变之势。妇女成年古代的“及笄之礼”,宋代也已少行。

头巾传统上为“贱者不冠之”,陆游说“大抵士大夫无露巾者,所以别庶人也”。[12]时人多巾上覆帽。以幅布裹头,宋时普遍使用,不独“贱者”了。米芾《西园雅集记》中众名士所用的头巾有仙桃巾、幅巾、团巾、道巾、披巾、唐巾等,种类甚多。

宋人常用的“幞头”是由头巾发展而来的,唐时,皇帝所用者脚向上曲,用硬脚。宋代幞头有直脚、交脚、朝、顺风五等,其中直脚(平脚)“贵贱通”。[13]幞头在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庶人均常戴用。

“重戴”,《宋史·舆服志五》说:“盖古大裁帽这遗制,本野夫岩叟之。……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是幞头连着帽者,唐代以来就为士人所尚,后来成为某些官员的帽式。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令两省及尚书省五以上皆重戴。枢密、三司使副则不。又五代以来新进士亦重戴,遂以为。”[14]

上古士人所穿的“深衣”,前后深长,后世已不流行,但为宋时一些士人欣赏。司马光依《礼记》作深衣自穿,邵雍则说“今人当服今时之衣”,[15]对司马光的“复古”行为颇不以为然。朱熹“深衣之制”:“圆袂方领,曲裾黑缘”,于冠婚、祭礼、宴居、交际时穿服。[16]庆元朱熹受排挤,被指为“怪”。

北宋中期,京师士人以浅青黑色衣蒙于外,称作“凉衫”。《江邻几杂志》说,士大夫着毛衫已受到讥讽,更有甚者的是“近年内臣或班行,制褐袖为凉衫,渐及士大夫,俄而两府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众”。北宋时,士大夫交际常着“帽衫”(衫帽)。南渡初,战事频仍,士大夫多着本为军校服装的“紫衫”,后因有“以戎服临民”之嫌而一度被废。于是士大夫皆以凉衫为便服,然颜色改为白色,其制与紫衫相类。正是《宋史》所谓“(帽衫)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了,而乾道初指为“纯素可憎,有似凶服”被禁止。[17]朱熹曾说道:“宣和末,京师士人行道间,犹著衫帽。至渡江戎马中,乃变为白凉衫。绍兴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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