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化·第二届广东汉乐理论研讨会论文

　　汉乐是一炷香火，如果从魏晋南北朝算起，她焚传至今已有160 0多年，即便从南宋算起，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她在经历了千百年蹉跎岁月后仍火种犹存、香馨不绝？笔者以为，因为她是客家人生活的文化符码和精神象征。我很赞成杨应彬先生用“金凤凰”来形容汉乐。汉乐就是不朽的“凤凰涅槃”。

　　然而，这只“金凤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市场化的今天，却正在遭遇难以掩饰的“尴尬”：这就是“香火”难续，“精神”难举。

　　面对这两难的“尴尬“，我们应该支出什么招数，拿出什么策略，才能在摆脱这种尴尬的“博弈”中获取胜算，做到上不负先辈之峻伟，下不愧后世之绍接。

　　好在有如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先生所言：广东汉乐的创新和发展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依鄙之见，这“天时”就是外源性和内源性条件：从外源性而言，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特别是文化多元化，为广东汉乐的发展提供了独立而又广袤的空间，可以使之成为多元中之“一元”；二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2003年正式通过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对象的条例，这是保护和发展汉乐的外部动因。从内源性而言，一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并且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表现；一是“申遗”的成功，即汉乐已被正式批准为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为汉乐的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因。这“地利”是指汉乐具有良好的地缘条件，即历史传承、特殊的地域空间（凡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汉乐）和“文化空间”如私伙局和演出场所等、外部影响即“墙外香”等。这“人和”是指上下同心的“和合”环境。这一环境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包括省、市、县的上级部门越来越重视包括从资金、政策、立法以及授予荣誉（如大埔被省政府授予“广东汉乐之乡”）；二是社会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实业界的支持，否则，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三是汉乐人孜孜以求为汉乐艺术献身的精神。缺乏以上任何一个要素，创新和发展汉乐只能是空泛之论。

　　问题是：我们要承续的汉乐香火到底是什么？她代表一种什么精神？

　　我很认同罗概祥先生的看法，汉乐的香火应该是汉乐中所体现的“中国韵”和“中国魂”。对于这“韵”、这“魂”，我在第一届汉乐研讨会上，曾从文化学的角度做过探讨，我把她的这一文化品位概括为“四态”与 “四和”。（见《汉乐研究》第18期）如果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我则认为，这“韵”、这 “魂”所表达的是一种哲学精神，这种哲学精神我把她概括为五个字：真、善、美、贵、全。

　　哲学上讲两种“真”：一是事实意义上的“真”；一是艺术意义上的“真”。从诗化哲学上讲，艺术的“真”比事实的“真” 更有“真实性”。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才说，艺术或诗的真理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他才期待“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显然，海德格尔是反科学之真，而提举艺术之真的。因为在他看来，现代文明的危机就是由那种狭义上的科学之真带来的。汉乐反映的是这种艺术之真，欣赏汉乐，可以让我们真正生活在一种艺术的真实中，在汉乐的真实世界中，一切都很“纯粹化”，人的心灵可以在这一“纯粹化”中得到圣礼般的洗礼。

　　我这里所说的“善”不是只对人而言的“小善”，而是针对所有生命的“大善”或老子所说的“上善”。“上善若水”，利于万物，就是这个意思。汉乐中是否包含“大善” 即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对万物谐趣的歌颂，对自然造化的感恩的意蕴呢？有的。如在《翠子登潭》、《迎春歌》、《焦窗夜雨》、《柳摇金》、《寒鸦戏水》、《红山茶》等曲目中就能感受到。至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人和”儒家伦理精神，也是很突出的。一是在演奏上强调演奏者之间的相互默契，做到和而不同；二是在音乐传达的社会效果上，使人们通过欣赏音乐，不仅获得美的沉醉，而且寓教于乐，使人们培养和合精神的道德品性。正如范永干先生所言：汉乐人不仅铭记“和为贵”之古训，还深悉“鼓要抬着打的道理”。

　　按照西方经典美学，美分为优美和壮美（崇高）。就一般意义而言，西方音乐重壮美，中国音乐重优美。就中国而言，北方音乐壮美的成份多于优美，南方则优美多于壮美。从总体角度似乎无可非议，但我认为，同是岭南音乐的汉乐则又不同于广东音乐和潮乐。汉乐比其它乐种有更多的壮美的因素。如同样演奏传统古筝曲《出水莲》，用汉乐古筝演奏就多一些悲壮的成份，而用潮筝演奏就要轻快一些，优美的成份就要多一些。这是由客家人所经历的坎坷不同而决定的。这是我在欣赏饶宁新先生使用潮汉两种不同古筝演奏时所得出的美学结论。所以我认为，汉乐既有她的静态美或优美，这是由整个岭南自然和文化环境决定的；同时汉乐也有很浓郁的动态美，这是与她中原文化的始源性谱系和大迁徙中悲壮的历史灾变决定的。

　　贵，本义是指贵气、典雅、高贵。其内涵由于不能为真善美所蕴含，因而把它抽离出来专作分析。“贵”有传统理解和现代理解之别。我这里讲的“贵”是现代意义的。因为传统的“贵”只有到传统雅文化或士文化中去寻找。现代意义的“贵”不是“贵”不可攀的、仅供极少数人所享有的，而是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共同享有。其走向不是绝对的“贵”，也不是“贵”世俗化。而是在大雅和大俗之间，在超越和入世之间。正像一个人有神性但不是神一样，广东汉乐就是这种有贵气和贵性但不等于“贵”本身的音乐。她既大雅也大俗；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既生活艺术化，也艺术生活化。就她“源”自宫廷音乐而言是雅，就她“流向”而言是俗；就她的精神皈依而言是雅，就她的世俗情怀而言是俗。所以，汉乐是雅中有俗，俗中见雅。

　　“全”表达的是一种宇宙精神。这是融真、善、美、贵于一体的“大全”精神。用哲学家张世英先生的话就是“万物一体”的精神。这种精神首先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进化精神。其次是一种天地神人的和合精神；这两种精神在中国古代神话就表现为“后羿射日”和“女娲补天”。这两种精神可以与德国哲学家尼采所推崇的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日神精神媲美。它是中国文化精神在前轴心期（借用德国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理论）神话时代的渊源。可以说,夸父精神是一种阳刚进取的“非理性”精神，而女娲精神是一种阴柔包容的“理性”精神。这两种基本精神呈现出互为涵映的关系，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二元一体格局。经过“轴心时期”的理性转换，尤其是经过周易哲学的话语转换，它们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这种精神也是最典型的客家精神。对于这种精神，国外学者有很多溢美之词：“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民族犹如牛乳中之乳酪”（英国人哀德尔语）、“客家是中国最优秀民族，客家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日本人山口县造语）。这种精神在汉乐中表现显然。如表现生生不息精神的音乐有《出水莲》、《红山茶》、《迎春歌》、《崖山哀》、《昭君怨》、《杜宇魂》等；而表现和合精神的有《平山乐》、《琵琶词》、《百家春》、《小桃红传》、《蕉窗夜雨》、《柳摇金》、《黄鹂词》等。

　　要创新和发展广东汉乐，提举汉乐精神，必须找到一种对位的文化策略。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定义精神，相对汉乐而言，我所理解的“保护”策略用五个字来概括：（抢）“救”、 （保）“存”、 （呵） “护” 、（融）“创” 、（复）“兴”。

　　首先是“救”。汉乐同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正面临着象田青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丢掉的是那些有祖母爱意的东西。照此下去，我们将面对一个完全没有真正中国人味道的世界。”田青比喻说，非物质文化就像一张薄纸，社会的发展就像一列高速飞驰的列车，这张薄纸飘在窗外，只要一把抓不住，它就会“唰”地一声飞得无影无踪，再也无处可寻。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所说：“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 针对汉乐而言，当下要急于抢救的是一批老艺人和原生态的汉乐曲谱。因为汉乐老艺人正在走向衰老、死亡。再不抢救，汉乐这炷香火就会断掉。据悉现在汉乐的演奏者大都是50岁以上的老艺人。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国宝，必须要得到重点抢救。同时对正在失传的汉乐古籍要得到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可喜的是，汉乐人已抢救、整理和出版了一批汉乐经典曲目，如先后出版的两本《广东汉乐300首》。但这项工作远没有做完，有待进一步努力。但这里要注意的是：不仅要讲经济效益，更要讲历史文化效益。否则，“申遗”就变成单纯“申益”。

　　第二是“存”。实际是保存那些在现实中已濒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