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社会文化的繁荣同样在于多元而不是同一。中国音乐文化不仅需要内部的多元,还需要容纳更多的世界音乐来丰富我们的文化样式。同时,把具有中国文化认同的音乐介绍给世界,也是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与需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的“世界音乐周”就像一座音乐文化的桥梁,通过世界上不同国家与中国的对话,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丰富中国多元的音乐文化。

　　今年的“世界音乐周”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芬兰图尔库大学及芬兰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以“中国•芬兰音乐国际研讨会”为题,于11月1日上午9时正式开幕,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郭淑兰、芬兰驻华大使Pekingissa先生、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会长陈自明教授以及两国学者及音乐演奏家齐聚一堂,正式展开中芬之间跨文化的音乐对话。为了追求交流的深度,音乐周的所有活动围绕着以下三个不同的层面同时展开。

　　一、 音响感知层面—丰富多彩的音乐会与工作坊

　　音响的感知是了解某种音乐的基础,也是认知音乐文化的前提,因此,每届“世界音乐周”都会邀请国内外具有典型文化特征的音乐类型进行表演与教学。

　　第一,工作坊教学

　　担任本次芬兰音乐工作坊的音乐家有西贝柳斯音乐学院讲师沃尔玛•蒂莫隆(Vilma Timonen)及高斯迪宁民间音乐家毛诺•雅尔维莱(Mauno Jarvela)。沃尔玛•蒂莫隆为大家讲授的是芬兰传统器乐堪特雷(Kantele),在著名的芬兰史诗《卡雷瓦拉》(Kalavala)之中就记载了有关堪特雷产生的传说,这件历史悠久的乐器几乎成为芬兰民间音乐的文化符号。沃尔玛•蒂莫隆从最古老的五弦堪特雷一直介绍到当今三十二弦的现代音乐会堪特雷,并教授中国学生弹奏了Martti Pokela创作的具有传统风格的乐曲《Itkeva tytto》,另外,她还解答了中国学者关于堪特雷独特的定弦和变化音高的问题。来自芬兰高斯迪宁的民间小提琴演奏家毛诺•雅尔维莱父子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四名小提琴专业及四名二胡专业的学生共同参与他的工作坊,不仅讲授了芬兰舞曲音乐,还教授了芬兰民间小提琴所特有的演奏方法,并且把二胡加入其演奏之中。

　　中国音乐工作坊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乡的村民所带来的“打镏子”演奏。“打镏子”广泛地运用于当地各种民俗活动中,如婚礼、葬礼、端水(新居落成)等。当地艺人演奏手法丰富多变,常常在音乐节奏内将锣扔向空中以获得独特的音响效果,因此,又称之为“飞马锣”。在本次工作坊的讲授中,村民们模仿自身学习“打镏子”的过程,先教唱了几段锣鼓经并做了演奏示范,之后,由同学们上手演奏,在工作坊结束时,同学们已经能够完整地演奏几套“打镏子”的引子部分。

　　第二,音乐演出

　　作为感知层面另外一项重要活动就是音乐演出,在本次音乐周上,芬兰演奏家的几场音乐会几乎涵盖了当今芬兰社会最为典型的音乐类型。首先是在开幕式及闭幕式上演奏的基哈拉科米奥乐队(Kiharakolmio),乐队由手风琴、曼陀林、风琴及低音提琴组成,其纯朴、透明的音乐及扎实、幽默的表演,不仅展现了当代芬兰民间音乐的独特风格,并给中国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感受。其次是芬兰作曲家协会主席米克•赫尼尔(Mikko Heinio)的专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芬兰当代优秀创作音乐的类型之一。之后,芬兰图尔库爵士乐队与中国红手爵士乐队共同完成一场源于第三方地区的音乐会。在芬兰各音乐学院里,都有专业的爵士乐课程,民众也乐于接受爵士乐。在中国的部分大城市,爵士乐也逐渐兴起。本次音乐节让两国的爵士乐队同台演出也展示出多元文化的共同趋势。另外,在工作坊中提到的两位芬兰民间音乐家也参加了闭幕式芬兰民间音乐的专场演出,其丰富、动听的音乐类型给所有人带来最直接、深刻的音乐感知。

　　在本次活动中,中国音乐演出的主题是传统打击乐,除了以上提到的土家族“打镏子”之外,还有来自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的艺术家。其中,土家族“打镏子”在工作坊之后奉献了专场音乐会,演奏了几首传统的“打镏子”套曲,还演唱了一段用于白喜事中的仪式歌曲。绛州鼓乐艺术团则在开幕式中表演了传统曲目《牛斗虎》。精彩的演出让中外参与者直接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厚与博大。另外,主办方还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其文化语境,让参与者了解到这些传统音乐的原生状态。

　　二、 学术认知层面——翔实深入的研讨会与讲座

　　音乐的学术认知是在对音乐本体及相关文化语境深入了解之后的理论总结,也是人类多角度认识音乐、把握音乐文化脉络的理性升华。在本次研讨会上,中芬两国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解析着各自的音乐文化,在对象、方法、目的上都展示出研究的多样性,不仅开拓了参与者对两国音乐文化的认识,也无疑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奠定结实的理论基础。

　　研讨会的内容涉及到多个方面,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有关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的研究

　　芬兰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图尔库大学教授皮尔科•莫依莎腊(Pirkko Moisala)进行了题为《日常音乐和文化认同》的发言,着重介绍了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一些新方法和新的关注点。他认为“身份认同”(Identity)、“现象学”的方法(Phenomenology as a method)、“性别研究”(Gender)等有关社会音乐建构的不同因素,成为现代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新动向。并且以她自己的研究课题(有关少数使用瑞典语的芬兰人的音乐生活)为例,阐释了以上因素在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韩锺恩教授在其发言《由当代问题引发学科建设》中,通过对“当代”一词的追问解答有关音乐文化论域、音乐作品意义的问题,认为音乐文化批判作为学科整合以及新的理论增长点,应担负起新的学科使命。最后,韩锺恩教授对于学科建设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建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凝聚新的理论焦点,通过音乐人文叙事与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音乐意义转型与换代研究,去实现学科扩张,从而以相当规模与多重系列推进音乐学学科建设。

　　另外,有关此专题的内容还有芬兰图尔库大学教授安迪•凯尔雅(Antti-Ville Karja)的课题《古代少数民族,历史冲击还是当代标牌?芬兰民族音乐学的整体性主流》,作者对芬兰各核心学术期刊进行了全面的统计与综述,介绍了芬兰民族音乐学各时期研究对象及关注焦点的变化。

　　第二,社会语境中的音乐文化研究

　　西贝柳斯博物馆馆长、芬兰瑞典语大学音乐学系主任约翰纳斯•布鲁西赖(Johannes Brusila)进行了题为《是否存在芬兰瑞典人的流行音乐?——研究小众群体流行音乐的矛盾》的发言,通过居住在芬兰境内以瑞典语为母语的小众人群为例,探讨了音乐实践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及分析方法。这项研究是“通过音乐建构芬兰瑞典人”重大课题中的一部分,对于芬兰社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教授的发言题为《动乱中的喧嚣——“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的音乐》,本课题结合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红卫兵运动”,论述了当时涌现的“语录歌”、“造反歌”、“牛鬼蛇神嚎歌”、“红卫兵大歌舞”、“颂歌”等音乐形式、代表性的作品,及其产生的背景和运用流传情况,并将其与60年代初的中国音乐创作进行了有机联系,指出了它作为音乐为政治服务的异化表现,将表现对象体现为“神化”和“鬼化”的非人性特征。

　　与本专题相关的研究还包括香港浸会大学林清华教授的《晚清西方传教士及旅游者眼中的中国音乐》及《中国音乐的保存:清代(1644—1911)在中国居住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定居者所记录的中国音乐旋律的历史观察》、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何平教授的《美国大众音乐文化对科普兰音乐创作的影响》等等。

　　第三,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的民族性

　　本专题主要由两位作曲家完成,他们是芬兰作曲家协会主席米克•赫尼尔(Mikko Heinio)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教授。

　　米克•赫尼尔首先定义了什么是专业创作中“民族性”,但他并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