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今冬第一场大雪降落北京的前两天，京城迎来近2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他们或专注于文学与考据研究，或以出土文献和历史为专业，此行有一个共同目的——参加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年近九旬的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年过八十的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孔汉思(HansKüng)——两位享誉世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顶级学者，第一次相聚中国。

　　10月27日下午，鲁惟一风尘仆仆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他是所有海外学者中第一个抵京的。傍晚，当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告诉他，此次来京的有一个叫孔汉思的“大腕”时，鲁惟一笑着说，“我知道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孔汉思，比这个来头大得多。”当他发现，此孔汉思即彼孔汉思时，竟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翌日，作为第二位抵京的海外学者，孔汉思听说鲁惟一将出席大会时，同样难抑兴奋之情。

　　在为期3天的汉学大会上，由于研究领域迥异，除第一天主题发言外，两人在分论坛上没有交集，惟有当他们目光偶尔交汇时，两人才有淡然一笑。

　　闻听过对方大名，对彼此建树默默关注，却少有往来——就像来京前的那几十年一样，殊途同归的两位学者无意打破这一状态。一如两个身处“化境”的武林高手，似乎心照不宣地维系着一种真英雄间相处的最高境界——“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鲁惟一

    从破译日文密码到钟情汉学 机缘巧合改变人生轨迹

　　“不不，我不要咖啡，我喝中国茶。”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西侧的咖啡馆里，坐在我对面的鲁惟一说道。在将近40分钟的独家专访中，惟一老人时不时地品呷一口香茗。这位《剑桥中国古代史》主编、西欧第一流的简牍研究专家，第五次来到中国，而就在20多天前，他甚至都没把握一定能来北京。11月2日，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结束后第二天，是鲁惟一87岁的生日。医生本不允许年事已高的他出远门，但鲁惟一非常强烈地希望来中国。做完身体检查后，直到10月10日，他才得到医生确切的认可。所以，虽是第一个来到北京，但他却也是所有海外学者中，最后一个确认参会的。

　　出生于1922年的鲁惟一，1945年才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年轻时的他，在位于英国剑桥、迄今已有近400年历史的波西学校(thePerse School)求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Oxford)学习。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年轻人也许会继续待在牛津，每天徜徉于美丽的查威尔河畔，直到完成学业。“当时，因为战争需要，英国政府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同时开设一系列课程，训练其破译日本军方密码的能力。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我成了其中一员。”鲁惟一告诉我，当时英国国内几乎无人懂日本文字，他们这批大学生的任务就变得异常艰巨……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时的机缘巧合，居然在未来半个世纪里，彻底改变了鲁惟一的人生轨迹，也成就了一位西方汉学大家。

　　“战事趋于缓和后，我发现自己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当我了解到一海之隔的中国文化才是日本的‘老师’时，我把目光投向了汉学。”鲁惟一对我说，即便是现在，在欧美一提起汉学——这一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在学术圈里立马会想到是门很偏的“古典学术”；而在近70年前的1940年代，汉学连“非主流学术”这样的提法都够不上。但凭着一股热情与好奇心，鲁惟一开始钻研起中国古代历史，并对古代汉语产生兴趣，“那时的我，对中国、对北京产生了无限的向往。”

　　汉简研究绕不开的人物

　　别看身为汉学家的鲁惟一很少说汉语，他却是剑桥大学著名的简牍研究专家。简牍文字以汉隶为主，且由于书写急促，大多呈篆、隶、草结合状态，即便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也无法看懂，更别说老外了；但鲁惟一却被国内学术界评价为“汉简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

　　自1945年以后，鲁惟一始终醉心于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51年，凭借对中国汉代历史的杰出研究成果，他获得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的最高荣誉奖。1963年，他在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同时，进入剑桥大学东亚系执教，直到1990年荣誉退休。

　　翻开出版于1965年的鲁惟一的博士论文《汉代行政记录》，在附录中已有“引用木简目录”，几十幅影印的简牍图版一一陈列于后。众所周知，简牍是中国古代使用墨笔书写的有文字的竹、木简牍的总称。在大规模使用纸张以前，简牍是中国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不少史学家将中华文明分为简牍时代、卷帙时代和印刷时代。作为中华文明的奠基期，简牍时代前后持续了上千年。据了解，即使是现在，在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几十名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中，从事简牍研究的仍寥寥无几。

　　“1960年代，当我开始从居延汉简着手简牍研究时，材料非常有限。那时，我无法去中国获得第一手资料，除了走遍西欧各国的图书馆外，我不得不借助日本学者来展开我的研究。”鲁惟一说，他熟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但为了逼近历史真实，他渴望看到最原初的第一手材料，而简牍为他打开一扇迷人的窗户。和其他学者一样，他也是对照古籍史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简牍，收集新的史料，据此提出观点。但同时，他还要学习中国文字和文化背景，付出的劳动几乎百倍于东方学者。“诸如‘御史大夫’、‘州牧’等中国古代的官衔称谓，像‘五行’、‘六艺’等技术性名词，还有日期、地名、度量衡等专有名词，对像我这样的老外来说，一开始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早在1960年代，鲁惟一就把学术触角敏锐地伸向了简牍，为自己的历史研究寻找更为扎实的实物证据。后来几十年间，在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和西方汉学界流行的各种理论有些格格不入，他更愿意在事实基础上进行考证。在此次汉学大会的主题发言中，他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更多讨论宏观背景下的理论问题与汉学发展趋势，而是围绕董仲舒和“儒学”问题展开，提出观点：“从《春秋繁露》和《汉书》等文献的比对，可见‘儒学’这一术语表明的思想体系，并非在西汉时就已存在，说这一思想体系产生于董仲舒的引导，也较难站得住脚……”这一论证，对台下近200名汉学家而言，也够得上“偏门”级别了。

　　鲁惟一告诉我，他喜欢研究历史，喜欢向读者描述历史的发展轨迹。“你知道，一些思潮兴起了，另一些事物消失了，这背后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相对历史本身，他更喜欢历史研究中各种观点的交锋，“因为这能让你变得更明智”。

　　从《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帝制中国》、《通往仙境之路》到一手编撰的煌煌《剑桥中国古代史》“秦汉卷(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即便已是蜚声世界的著名汉学家，鲁惟一仍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谦卑之情。“对一个在欧洲历史、文学和哲学传统中接受教育的西方人来说，胆敢撰写关于中国汉代知识发展的论著，似乎有些冒险。”他把自己关于秦汉史研究的所有学术成果，形容为“为一般读者撰写的易读之作”。

　　五次中国行惊讶变化大

　　194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21世纪……算上这次汉学大会，迄今为止鲁惟一共来过5次中国。第一次是在解放前的1947年。“当时，北京还被称为北平”，鲁惟一就是在那时，有了中文名字。一个在英国领事馆工作的秘书，根据英文发音，一笔一划写下“鲁惟一”三个字，这个名字由此伴随了其大半生。此后6个月里，鲁惟一拜师学汉语。中国老师是个45岁上下的中年男人，留着用来蘸墨水的几厘米长的指甲，每天不管这个远道而来的英国小伙究竟“消化”了多少，只顾讲他的《道德经》和《论语》。半年后，鲁惟一返回英国。

　　1974年，在西方汉学界已颇有名气的鲁惟一，作为“汉学代表团”学者之一，第二次来到中国。就在前一年，中美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所以这个年份他记得很牢，“而此前的20多年间，我们这些老外似乎并不受欢迎”。两周时间里，鲁惟一走访了北京、洛阳、西安、桂林等城市，看到了首都北京以外更广阔的天地。

　　第三次故地重游是在1980年代，而最近一次则是2001年8月，在长沙岳麓书院举行的“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鲁惟一就“简牍时代中西文化的比较”与中国学者展开对话……“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让人耳目一新。”这回，已是第五次来中国的鲁惟一说，“在我过去的印象中，中国人总是很害羞、不善表达，即使我想主动与其攀谈，他们也很犹豫该不该开口。”他指了指我的采访本说，“像我们这样用英语交流，你直接用英文记笔记，放在10多年前，我简直不敢想象！”

　　10月29日，世界汉学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成立，并举行了高峰论坛。考虑到翌日就要参加汉学大会，鲁惟一未被列入主题演讲嘉宾中，但固执的他执意要参加论坛。“以前，宗教在中国是个很避讳的话题，一提起宗教，人们就会和迷信联系起来。但现在，我欣喜地看到，人们开始自由地谈论宗教，大学里的学者与学生从学术与科学角度，讨论宗教问题。中国人的思想和心态越来越开放，这样的变化让人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