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美国，就计划拜访余英时先生，后来他得了大奖，生怕打扰了他的清静，反而有些犹豫。2007年4月底，梁涛教授积极联络，说余英时先生很欢迎我们去，又有在波士顿工作的儒学爱好者王先生开车，随即成行。5月5日下午，我们在郁郁葱葱的名镇普林斯顿见到了余英时先生。吃晚饭的时候，余英时笑着说，如果你们昨天来了，可以开一个五四的纪念会。余英时的提及并非刻意，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乃是每一个当代中国文化人不能挣脱的成长背景。

　　余英时先生住的地方，在一片丛林当中，没有院墙，非常幽静。他自己笑着说，现在是隐居生活。在进屋之前，余英时和夫人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壕上——院子里有一个小池子，养了一些鱼，原来有十五六条，有一阵逐步减少，使他们纳闷，后来他们发现是因为鹭鸶“空袭”，掳走了几乎一半。于是他们找来网子盖在上面，观鱼之乐而外，又有了护鱼之乐，那些鹭鸶只能望鱼兴叹了。余英时还在院子旁边种了竹子，他说美国人比较怕竹子，因为竹子繁衍快。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竹子历来是情有独钟的，余英时先生的客厅里也挂了一幅以竹子为主题的国画，以及俞平伯先生送给他的书法作品，其陈设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钱穆是“当代新儒家”吗？

　　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钱穆先生。对于钱穆的评价，余英时坚持认为钱穆是一个儒家没有问题，但是，绝不是“现代新儒家”。颇有研究者认为，钱穆应该属于“广义的现代新儒家”。2004年底，承蒙刘笑敢教授邀请，我自己作为新亚书院的“明裕访问学人”在会友楼住过半月，钱穆先生晚年回中文大学参加新亚的校庆，也曾住过这里，这被视为钱穆完全认可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的象征。宿舍里有纪念钱穆先生的文集，每日翻看，触动甚多。当时又正好赶上“中文大学的儒者”国际学术研讨会，劳思光、刘述先、墨子刻做主题演讲。开幕式上，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关子尹说，传统意义上的“儒者”，是可以涵盖钱、唐、徐、牟的。但是，会上刘述先认为他和余英时当时争论钱穆是否属于新儒家，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他的观点。然而，我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一些研究新儒学的学者，大概是觉得把钱穆先生列入“当代新儒家”的谱系，才可以充分肯定钱穆的地位，或者因为钱穆先生的存在，又可以说明“当代新儒家”的阵容是如何庞大。但是，钱穆的视野是打通经学、子学而贯穿中国通史的，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意义绝不是“当代新儒家”这一名号可以涵盖的。正如司马迁也有他的思想倾向，但是他的意义，绝不是“汉代新儒家”或者“汉代新道家”之类的名号所能概括的。所以，我自己更加认同余英时对于钱穆先生的评价。

　　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来自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国学概论》。余英时说《国史大纲》有特殊意义，需要仔细琢磨。他说钱穆1931年去北大任教，讲断代史的同事比较多，还没有人可以讲中国通史。钱穆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史观都很熟悉，但《国史大纲》采取了正面叙述的手法，很多批驳性的观点是含而不露的。余英时说，要体会钱穆先生那一代人的苦心。在“百事不如人的心态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成了罪魁祸首和革命对象，但是钱穆立志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出发，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并非万恶不作，一无是处，相反，值得敬仰，并有深厚的生命力。特别是抗战时期，很多人以为中国要亡了，钱穆说中国不会亡，研究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就可以知道中国为什么不会亡。他的《国史大纲》对于中国的未来抱有无限的希望。余英时提到钱穆先生和他说，《国史大纲》序言里面说的“温情和敬意”，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傅斯年他们在史语所所主张的把历史当做纯粹客观的研究对象。钱穆毕生的研究，对于过去的历史和文化原来有什么好处，对于现在有什么帮助讲得很多。1959年前后，钱穆在美国遇到蒋梦麟先生，梦麟先生问他是不是对传统文化的优长讲得太多，而对缺点讲得太少，钱穆则反问，是不是别人讲缺点讲得太多，没有人讲好处，我讲好处对不对？如果对，我这么做就没什么好说的。

　　传统文化与“国学热”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以“不明真相”而“妄肆破坏”，在这一点上余英时和钱穆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余英时更加强调历史学家的超越态度，他认为问题不是一个人讲好处，一个人讲坏处，而是需要整体的考察，过去中国那一套在今天什么情况是可以用的，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用，不可一概而论，他的工作不是要证明中国文化的“好”或者中国文化的“坏”。他说自己做的工作是“理解”，探究为什么有高有低，有成功有失败，这是他求历史知识的根本原因。思想观念在政治场合和权力世界会起变化，这是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余英时最近关于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的研究，就是要从学理的角度，说明其中的复杂原因。

　　余英时说“国学热”里面有比较复杂的形态和处于不同的动机，但是，值得肯定和关注。国学的教学和研究，要有一个架构，要从个案和基层做起，也要注意把零散的资料串起来。余英时也提到，要认识到前辈学者的局限之处，比如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是对钱穆先生有关老庄研究的一个挑战。但是，他也指出，出土文献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争论恐怕只能存疑。余英时先生前后师承钱穆和杨联陞等大家，他对两位先生也极为尊敬，但是他强调学术研究要打破门户之见，兼收并蓄，深造自得，否则只能一代不如一代。

　　新亚书院“收编”风波

　　新亚书院被“收编”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成员书院，也曾经引起不少风波。余英时介绍说，钱穆先生并不是反对新亚改组，教员要发薪资，学生要找工作，本来就是新亚的难题，如果香港政府另外成立中文大学而新亚不加入，面临的危机更大。倒是唐君毅等先生以为，加入中文大学会损害新亚的独立性。余英时说他自己不想责备某一方或者替某一方说话，每个人做的事，自己负责就是了。但是他指出，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前两年，中文大学校方推行“国际化”战略，要求大部分核心课程要采用全英文教学，引起部分教师、学生和校友的激烈反弹，以为这是背叛中文大学双语教学的传统。其实背后还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孰优孰劣的纠结。余英时先生说，他在担任新亚校长和中文大学副校长的时候，正处于风暴的中心，如果没有那两年的经历，他自己对于“历史”可能没有像今天那么了解。

　　至于儒家，余英时认为其核心思想在当代只可能在个人的修身养性方面发挥作用，而不可能开出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他说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儒家思想有同情的了解，但不是儒家——连钱穆先生那样的儒家也不是。和我们同行的卢风教授非常认同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梁涛则对牟宗三等设想的“内圣开出外王”的思路深具信心，而王先生则关注于经典当中的重复、自相矛盾、不近人情之处如何处理，他认为中国的出路还是在于施行“礼治”。我们在往返的途中也对这些问题热烈讨论。我自己认为，分家分派是研究者的权宜之计，不必拘泥，自我标榜为“新某家”，于事无补。况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学派，都曾经是“新”的，如今也都“旧”了，不能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而只是打出什么“新旗帜”，或者发表什么“新宣言”，其实都是非常陈旧的伎俩。

　　关于学术研究

　　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正在引起新一轮的“余学热”。余英时说，获奖完全是一个意外，如果学术研究是为了得奖，那会非常糟糕，但是，克鲁格奖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一个肯定。他告诫我们说，学术研究不是讨巧的事，不要好高骛远。余英时先生的态度，正是我们最缺乏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我突然想起钱穆先生有一个很“不合时宜”的看法，他认为农业社会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形态。我现在非常认同，而且觉得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最类似农民的工作——最重要的要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春种秋收，首先安顿自家的性命，自给自足，谈何容易！（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在工业的方面大概可以比较快地弥补，但是在农业方面，我比较悲观，在美国到处是“田园风光”，中国到处是建筑工地）

　　聊天中，自然不免谈起知识分子关心的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和未来。余英时先生说他很反感“知识分子”这种称呼，和“分子”有关的，都是贬义词。他更愿意使用“知识人”的说法。他说知识人不要觉得高人一等，目前的知识人的待遇，其实是其他社会人士奋力抗争的结果，所以要对他们保持尊敬。但是，知识人也不要小看自己，只要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将来会有很大的作用。也不一定要和外部环境水火不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走好自己的独木桥，给家人安定的生活，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余英时先生和夫人开车来接我们，他们夫妇精神矍铄，和我们聊天，兴致很高。可以领略到他们学身互润，中西汇通的高明和热爱生活、善待后辈的平实。但是，当初余英时先生投师钱穆先生门下时，新亚书院在香港几无立锥之地。再后来到哈佛读研究生，也是花了大的力气克服语言的障碍。现在看来，余英时先生走出了令人称羡的阳关道，但是，在起步的阶段，也是面对无人问津的独木桥。更加可贵的是，他此后的每一项研究都是独辟蹊径，不依不傍。我们今日的处境，其实改善很多，但是，功名利禄的诱惑无处不在，“半途而废”的危险实可警惕。清儒凌廷堪有言，学术之变迁，“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