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时代赋予了这一代学者独特的人生经历、学术素质和人格特征。他是其中的一分子，早年深受家乡民间音乐浸染，60年代初进入在学。“文革”打碎了梦想，心灵却只有在民间音乐中才能得到抚慰。曾经失去，所以格外珍惜。珍惜时间，珍惜学术生命，一生致力于清贫艰苦的民族音乐研究事业而无怨无悔。这正是这一代学者的人生追求，也是他们无法规避的精神归宿：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伴随着对传统音乐遗失的忧虑；长期艰苦的田野工作奠定了他们在学术界不可替代的位置；方法论上传统与现代的高度融合积淀了许多需要总结的经验；深深依恋的传统文化是他们在学术领域不断进取的推动力。寄语年轻学人，不是忠告，而是厚望。希望不只有所成就，而且有所超越。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学术素质/田野考察/音乐生态环境/农耕文化/音乐地理学/文化趋同

    乔建中，男，1941年生。 去年出版的《土地与歌》一书， 是他近20年来有关民族音乐研究的论文选编集。为使读者明了他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追求，他为该书加了一个“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的副题。我便是从这本书生发了叙写本文的想法。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一个民族音乐学者学术素质的养成，他的研究思路，以及他的人生追求。

从“庄园”到“农舍”

    乔　我是听着陕北榆林小曲、秧歌调、信天游长大的，儿时无意识中感受了西北高原上黄土一样深厚的民间音乐。年龄稍长，又去西安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受到秦腔、迷胡、碗碗腔等风味淳厚的地方戏曲的熏陶。同时，古老的民族器乐乐种西安鼓乐也曾震撼过我的心灵，正是家乡这片古老土地上良好的音乐生态环境，才使我日后把研究民族音乐作为人生追求成为一种可能。

    李　从那时起您就确定了以民歌为主线的研究目标吗？

    乔　还不能这么说。我曾主修器乐演奏，进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以后才开始广泛接触民族音乐的内容，但我的主要目光仍集中在民族器乐研究方面。应该说我们所受到的学院教育是严格的，那时音乐学的学科设置已较完整，除了学习两年民族音乐概论之外，还学习了作曲理论等音乐相关课程，文化课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比如当时开设的现代文学、汉语课就使我受益至今。
    五十年前，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依然弥漫着民间世代相传的音乐之声，少时受之自然濡染，青年时代又接受了完整而宽泛的学院专业音乐教育，这是这一代人知识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是使他们成为现今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中坚力量的重要原因。

    李　五年专业学习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乔　它决定了我一生的选择。一方面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风格迥异的民间音乐渐次进入我的视野，进一步浸润了我的情感；另一方面，田野考察、录音、记谱这一系列方法以及基本概念也深入了我的内心。
    由于“文革”的影响，我留校任教的计划落空了，被分配到中国京剧团《红色娘子军》剧组。当时京剧大家张君秋、李少春、叶盛兰、张春华等正巧被从“牛棚”放出来设计唱腔。捆绑艺术生命的绳索稍有松动，先生们积淤已久的创作热情就释放出来，正是在那时，我和张先生成了忘年交。在张先生的鼓励下，我找唱片、听录音，整本戏整本戏地记录唱腔。也正是在这一段迷失了专业方向的时间里，我有幸真正认识了京剧。
    以后我们这批学生都被安排到宣化劳动，这使我们远离音乐长达三年之久！三年，对于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来说是不小的损失。回想起来此间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史作品，为以后的论文写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73年后两次分配到山东，当时全国正大搞“批林批孔”运动，我因那三年的教训，不甘心让生命全部消耗在政治运动中，所以默默地作好了补回损失的打算。我开始注意搜集山东民歌；利用省调演的机会为胶州大鼓、山东大鼓、柳子戏、吕剧、梆子戏、两夹弦搞设计或配器，进一步熟悉山东戏曲；我还曾专门去收集鲁西南鼓吹乐，与袁静芳、魏占河、程源敏一同编了《鲁西南鼓吹乐选集》并作了序言，其中有些曲目现已被收入《山东民间器乐集成》。现在回忆在山东的五年，我心里沉甸甸的，毕竟光阴没有虚掷，感觉好象重新读了一个音乐学院似的。
    有时客观环境的影响会使一个人的人生路程偏离他所预想的轨道，但对一个音乐创作者、一个民族音乐学者来说，这种无可选择的生活经验既可能使他漫无目的地耗费了学习业务的好时光，也有可能使他的人生拥有意外的收获。比如“文革”经历、“上山下乡”经历就对当今中年一代作曲家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长远的影响，甚至成了他们集体形象的标识。同样，就文集作者来说，扎根山东五年间的收获是留在京城学院里所不能得到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过程中不能完全得到的。他的经历也是这一代学者生命历程的写照。我一生最幸运的就是有了在陕西和山东的生活经历。

    李　您指的是这两个地方有丰富的民间音乐遗存吗？

    乔　其实音乐只是一种最显见的表象。我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周代文化的精髓大量地沉积在秦、鲁两地，它们成为我国汉族传统文化的两翼。
    山东五年的工作经验使我切身体会到，没有田野调查工作就没有民族音乐研究。82年初研究生毕业时，我给自己提出了每年至少要做三四个月实地考察的要求。社会环境的根本改观，也使我的愿望得以一步步实现。82年始，我与同行去过瑶族村寨；到西北采访过甘、青花儿会；又与苗晶先生从黄河入海口溯流而上至三门峡沿途考察黄河音乐；随后采访了鲁西南鼓吹乐、天津法鼓音乐，录制了上百个小时的音乐资料；80年代中期又去西藏和新疆；86年以后对河北屈家营音乐会给予了特别关注；后几年由于领导工作任务繁重，考察工作有所减少。

    李　这么多年来执着于田野工作，您认为最可提供给年轻人借鉴的经验是什么？

    乔　“从地主的庄园到农民的农舍也许只有十步路，可是你不走过它就听不到真正的民间音乐。”这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说的，我希望大家都能认真体味一下。
    巴托克是我特别尊重的一位作曲家和学者，他对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80年代进入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他强调民族音乐是专业音乐的基础。别看这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和事实，但我认为在我国实际的音乐生活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更准确地说是不论在学校教育中还是在创作活动中民族音乐还都没有占据它应有的位置。而巴托克却从一个热爱民族传统的学者的良知出发，于1906年至1936年间采录了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民歌达三、四万首之多，对一个创作者来说，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冲击力和说服力。 在《匈牙利民歌324首》中，他使用了独特的资料整理和形态分析方法，发现了匈牙利音乐的五度结构。他的理念和治学态度怎不令我这个搞民族音乐的人折服和钦佩？巴托克这个名字象一面旗帜一样对世界范围的作曲家和音乐学者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上述巴托克那句著名的话与我多年的体会不谋而合：只有到山间地头才能感受到“歌”这一概念的真正涵义，它是粗糙的、感性的；它是山的意志、是水的情愫；它是人声与大自然的风声雨声的交合。
    同时我感觉到作为专业的民族音乐工作者，肩上的份量越来越重。虽然目前我国始终保持着良好的音乐生态环境的地域依然繁多，足以给我们信心和力量，但现代化进程的冲击确实不可小视，事实上我们多下去一次就可能多保留其中的一部分，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才矢志不渝地到民间去的。当然，研究工作永远不能脱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