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花鼓戏是湖南地方戏曲中的一种小戏剧种，又称花鼓子、瓮琴戏，兴起于岳阳、临湘的新墙河畔，在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以今岳阳、临湘一带地方语言为舞台语言，流行于岳阳、临湘及湘鄂、湘赣毗邻的数县。本世纪50年代正式定名为“岳阳花鼓戏”。

　　据有关史料记载，岳阳花鼓戏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萌芽阶段。即地花鼓阶段，其声腔为一唱众和，唢呐锣鼓伴奏。这便是岳阳花鼓戏的雏形。从现在岳阳花鼓戏传统剧目中，还保留着的《五痴》、《五展》、《十送》等剧目中，可以看到那种对子歌舞演唱形式的影子。二是成熟、成型时期。同治十一年（1872）《巴陵县志》记载：“乡民搬演小戏，终岁不休，……”这时的岳阳花鼓戏已是比较成熟的小戏剧种了。从同治时盛行的“小戏”开始，到光绪时角色、行当的日益丰富，岳阳花鼓戏进入了逐步完善的阶段。

　　岳阳花鼓戏的剧目、音乐、表演艺术等方面，特色十分鲜明。岳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有123出。其中锣腔剧目72出。包括19出为专用锣腔散曲演唱的“二小”、“三小”戏，53出用锣腔正调演唱，多属大型剧目。51出琴腔剧目中，34出为“单句子”一腔到底的剧目，17出用“单句子”结构曲调或“单句子”与“夹句子”混合使用曲调演唱。“单句子”剧目情节完整，多为大、中型正剧，如《郭巨埋儿》、《曹安杀子》、《经堂变牛》、《五娘行孝》、《打刀救母》等，这些剧目大多是随川调传来的。 　　岳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民间生活和神话、传说。其中早期的“二小”、“三小”戏，大都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劳动和爱情，泥土气息浓厚，生活情趣丰富。一些多角色的大本戏，具有反抗封建道德、追求婚姻自由以及惩恶扬善的内容。这些传统剧目，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岳阳花鼓戏的表演艺术，是在民间对子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细腻的艺术特点。小旦行有“三娇”、“三妖”、“三俏”等刻画人物的表现手段和优美动人的扇子功等，表演套子多，规范化程度比较高。岳阳花鼓戏演员十分注重扇子功的练习与运用，有“无分天气寒暑，扇子不离身边”的戏谚。它是小旦、小丑、小生必练之功。其中小旦的扇子功更为突出。 　　岳阳花鼓戏的声腔，分为锣腔（打锣腔）、专用锣腔散曲和琴腔三类。

　　锣腔：属于曲牌体结构，是在“一人起唱，众人和腔”的民歌、山歌基础上形成的，起初为锣鼓伴奏和人声帮腔。50年代增添了伴奏过门和伴奏乐器。它又分为南路锣腔和北路锣腔。南路锣腔情绪柔和，旋律流畅，板式变化比较灵活，适应性强，善于表达各种情绪，运用比较广泛。北路锣腔，是在南路锣腔基础上，受沅、澧流域酬神和宗教音乐的影响而派生出来的，它的情绪凄切伤感，板式变化不多。专用锣腔散曲：大都为“二小”和“三小”戏保留下来专用于某一剧目的曲调，多依从剧目命名。这种民歌体结构的曲调，一唱众和、旋律轻快活泼，音乐形象鲜明，多保持着民族歌舞、说唱形态。 　　琴腔：湖南统称川调，由瓮琴等丝弦乐器伴奏，它是由外来声腔与本地方言相结合而演变成的。岳阳花鼓戏的伴奏乐器，以瓮琴（50年代后改用大筒）、唢呐为主，它的过场曲牌和锣鼓点子，绝大部分来自巴陵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岳阳花鼓戏没有固定演出团体，艺人们农忙务农，农闲从艺，班社临时组合。艺人们长期在农村的草台之上演出，舞台设施简陋，衣食亦无保障，艺术发展更加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岳阳花鼓戏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扶持，艺术传统得到发扬，艺术水平得到提高，整个剧种得到较大的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岳阳花鼓戏建立了固定的专业剧团，改变了半农半艺、自生自灭的农村班社状况，艺人们成了国家的主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还举办文艺学校，培养了一批批岳阳花鼓戏演员、乐手，提高了从业人员的思想、艺术素质。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学习机会，岳阳花鼓戏在艺术上得到了很大的改革和提高。 　　根据表现新生活的需要，岳阳花鼓戏整理改编了一大批传统剧目，如《补背褡》、《牛郎织女》、《游春》、《思夫》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编的《补背褡》一剧参加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获奖后，第二年作为湖南戏曲艺术团剧目进京汇报演出。还创作和移植上演了一批现代题材剧目，如《铁树开花》、《月上柳梢头》等，观众反响强烈。其中，《看水库》一剧，参加了全省现代戏曲展览演出，并受到好评。50年代后期以来，先后移植上演了《骆四爹买牛》、《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琼花》等剧目。这些现代戏的演出，促进了岳阳花鼓戏在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的革新和发展，提高了剧种的整体艺术水平，增强了岳阳花鼓戏表现现代生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