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二十四史”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如今回看，点校“二十四史”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值得记录的历史。

　　“二十四史”号称“正史”，是历代被定为正统史学的24部史书的总称。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其中的“前四史”。同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为此召开会议，提议“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复：“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以“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和毛泽东的批示为起点，以“文革”开始为界，20年的点校整理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翠微校史”

　　第一阶段从1958年至1966年。按照计划，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和《后汉书》都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出书，作为国庆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最后按计划出版的只有《史记》。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代的任务。中华书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够，整理工作进度太慢。为了促使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须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这是中宣部1963年8月发出的调令。调令中的借调名单有：“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1963年冬，除了任铭善外，名单中的专家都先后到京，住进了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从中华书局留存的档案看来，当时专家们受到特别的优待。“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这是1964年的《二十四史工作汇报》上对来京学者生活的详细记载。当时，从来自南方的专家获得增加的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专家们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这段时间的点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好景不长，1965年，中山大学的刘节因“点校问题”离开了点校组，辽金史专家傅乐焕亦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1966年5月，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自杀。后来实际负责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项目的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一不幸事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他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果然，此后不久，“二十四史”的整理即被迫暂停。

　　1967年，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使得停顿了一年的点校工作得以恢复。“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赵守俨的文章回忆到。

　　当时因为运动，很多“旧人”已不能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有人提出，在标点上也应当体现出“阶级观点”，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这次昙花一现的恢复只维持了一年多，随着戚本禹的垮台，业务摊子又自然解体了。

　　乱世中的书桌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这个批示被认为是周恩来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希望以此来体现对老知识分子的一种政策，因当时顾颉刚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不大可能做什么具体工作。即便如此，他在接到批示后，还是用了一个多星期，写出了一份《整理国史计划书》，系统地谈了自己的设想。这个命令下来后，顾颉刚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的子女也被调回身边。

　　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一听就蒙了：“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启功很高兴地前往中华书局报到。

　　这次点校整理工作，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展开。《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五部交给上海点校，仍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工作开始前，京沪两地参与点校工作的几个代表联合举办了半个月的学习班。当时为避免烦琐，工作方法有所变动，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本校、他校作了限制，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使用这两种方法，这比1963年后的规定倒退了一步；二是版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记。这两种方法的改变正是当时反对“繁琐考据”的时代风气的体现。

　　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

　　1977年11月，“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实际出书时间为1978年）出版，前后经历整整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终于完成。

　　点校本陆续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76年4月27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分别刊载了赵守俨撰写的《整理二十四史的体会》一文，在港澳地区史学者中引起反响，召开座谈会。1976年5月26日，《大公报》发表了“二十四史”座谈会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牟润孙慨叹：“就公布的名单中，知道有精于地理的谭其骧、专攻辽金元的翁独健以及对南北朝唐史深通的唐长孺，治中西交通和学术思想的白寿彝。”

　　“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作历时20年，每个阶段参与点校的人有所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体参与，算上弟子门生，包括中华书局的员工，全部参与该项工作的人数约为三百多人。但在最初的版本上，甚至没有印上点校者的姓名。

　　“二十四史”点校本因其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一出版便几乎全部替代了各种旧版本，成为最权威、最通行的“国史”现代标准本，并成为后来者做历史研究时最倚重的本子。

　　总编访谈

　　嘉宾：徐俊（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负责主任）

　　“让读者看到更准确的历史读本”

　　信息时报：当年整理“二十四史”是举全国之力，集中了所有的顶尖学者，与那时相比，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作为出版方，中华书局如何组织这件事？

　　徐俊：和过去相比，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都改变了。过去是计划经济时代，各方面的考核标准比较单一，对出版社来说，不用经济考核，对学者个人来说，也没有量化的学术考核，点校“二十四史”是政治任务，是中央领导直接布置的工作，出版者和参与点校的学者都全力以赴。当年老先生们先后三次集中在北京工作，不少人为此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几年。

　　这次修订，是由中华书局组织，在国家的财政力量支持下开展起来的。从2005年开始，中华书局就开始调研工作。首先是一一走访当年的点校承担单位，像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大等，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到各个断代史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大学院所召开专家座谈会，还向学术界的权威学者个别征求他们的意见。

　　此外，我们还组织专人搜集第一次点校工作以来的历史档案，并在第一次修纂会议期间举办了一次重要档案展览，主要是了解前人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同时也搜集了“二十四史”点校本出版后五十年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和意见，包括很多纠谬文章。

　　现在能够组织起这样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相当难能可贵，因为古籍整理这门学科正在变得越来越专门化、边缘化，随着时间流逝，会有更多的老学者离去，整理工作的衔接就会变得很困难。这次修订得到很多老先生和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最后我们分两批确定了修订承担单位和具体主持人，除了《清史稿》外，“二十四史”的修订主持人和承担单位已经全部落实了。

　　信息时报：从目前能看到的样稿中，修订本对点校本最大的提高体现在哪里？对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次修订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徐俊：这次修订后的版本可谓是点校本的升级版，将来还会推出修订本的电子版和网络版等。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二十四史”现代意义上整理整理本，首次对全文施加了全式标点，这让它们成为人人都可看的历史书。但因为当是客观条件的制约，迫于时限，像《史记》就是为了给建国十周年献礼，时间十分有限。加之后来“文革”期间的政治和学术的风气，反对繁琐考据，导致很多已经做的校勘和考证成果都没能写进校勘记。可以说，点校本并没有全面反映和体现当时整理工作所取得的学术水平。

　　这次修订最大的提高在于准确性。过去大多数史书是无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