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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柏杨以其国民性批判《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引起巨大反响。2009年，《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将首次在大陆出齐。前不久，数位专家对于柏杨的通俗历史写作，以及本书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探讨。 王学泰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采写/《小康》特约记者 张弘 柏杨先生告诉我们怎样读历史 王学泰：我读过他的《中国人史纲》，还有这个《通鉴纪事本末》等著作。首先是文笔，柏杨不单纯是把文言文翻成了白话文，而是把一个枯燥的，我们现代人很难读懂的文学作品翻译成非常流畅的白话文，每一篇都像是短篇小说似的，读起来非常有兴趣。 刘苏里：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使这么大劲用于中国历史，我想直接原因跟他九年的牢狱之灾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每一个人对历史的感受，很难想象仅仅是通过读这种文字就能够获得那么切身的感受。我个人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了解历史、读历史、喜欢历史，包括对柏杨东西的喜欢，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生命本身的展开跟历史当中某一段感受能契合，你是门外看戏也好，还是感同身受，这种感受会油然而生。 柏杨先生用力于历史是与他想挖掘中国文化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今天读历史，做历史写作，还有多少人能够像柏杨先生当年那样对历史发奋。这个作品当中所蕴含着柏杨先生几近生死的体验和对中国文化几近生死的体验。我们喜欢历史，读历史，从历史当中想得到什么东西，柏杨先生是能够给我们启发的。 《丑陋的中国人》和《纪事本末》之间的关系，恰好在两点上可以有对应的参考。一方面就是说，《纪事本末》展开了丑陋中国人更加细致的那一面，整个《纪事本末》当中我读到的故事，差不多全是尔虞我诈的故事，勾心斗角的故事，互相杀戮的故事，强占地盘，合纵连横，这一拨取代另一拨，这种丑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是这样，西方历史上大体也是如此。 还有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祖先的历史尽管是血淋淋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历史发展脉络，发展到今天，人这个物种在进步，包括中国人也在进步，以至今天，我们可以在传媒上面讨论自由问题，民主问题，自由宪政问题等等。 我想柏杨先生是不是有这样的意图，让我们从血腥的历史当中看到，我们人类，我们中国人曾经就是那样一个德行，同时又不能灰心，我们经过一千几百年，因为柏杨先生这本书写到一千年，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使我们从征伐恶斗当中走过来，建立一种比较清明的制度，这就是我读这两本书的一些感受。 雷颐：我记得最开始知道柏杨还是20多年前他的《丑陋中国人》，那么火，好几个出版社都出了，完了之后社会反响很大，也引起了很大的政治性的压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 前两年有一个出版商让我推荐几本书，我说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很好，但是出了好久了，不一定畅销，他们就让我写了序，结果没想到就畅销了。柏杨的书实际上是想挖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负面的东西，叫劣根性也好，酱缸文化也好， 80年代我们对传统文化反对是很激烈的，甚至比他还激烈，但是为什么没有他那么大的效果，是因为没有他的历史积淀厚。 柏杨先生读历史是在监狱里用生命读出来的，有过生死的考验，这个地方读出来的历史和纯学者读出来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对历史的体验体悟和看法更加深刻，要超过学者，学者写出来往往是一堆的术语，而他是浓缩了生命的体验。 柏杨先生的书不是学术著作，但是并不是说学术著作才有深刻的见解，有很多小说，甚至对历史的见解透彻超过学术著作，柏杨先生作品就属于这一类，用自己生命体验写的历史著作。 我觉得中国人真正应该反思的是新传统 张鸣：其实我不是太有资格说他的东西，8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我也看了，我老觉得畅销挺怪的，我看这个东西想起鲁迅了，鲁迅我挺熟的，文革的时候没有书看，他的书我都看烂了，鲁迅的批判传统，反思国民性，以及柏杨的批判传统，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一样的道理，鲁迅的时候传统文化没有被破坏，柏杨在台湾社会也是一样，就是这个传统文化还在，社会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这种批判是很重要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经历很长的很特殊的时期，1949年以后我们的传统实际上是被彻底颠覆了，形成一个新传统，这个新传统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留下了一些非常恶劣的东西。这种情况下我们推崇柏杨，把我们的传统说得一无是处，当时我感觉特别怪，所以我并不喜欢柏杨，今天也是一样，我觉得中国人正应该反思的是新传统，但是现在又开始复古了。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让我想起几位老先生，一位是林汉达先生，我知道柏杨之前就读过《中华两千年》和《东周列国故事新编》那是正经写中国历史的，非常白话，相当口语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对儿童的历史启蒙是很有益处的，把历史写成林汉达这样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他通俗，而且是有学问的。 不是说读了一点东西就乱发挥，我尽可能迎合现代人的口味和思想，尽可能给你展示我认为的历史，这个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往往历史变成一个噱头，变成一个搞笑的东西，现在反而像林汉达这样的东西没什么人看了。 现在我们都是讲阴谋论，你去迎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恰恰是要批判的。易中天讲三国也是这样，你完全就是一个阴谋史了。老百姓喜欢这个，你在迎合这个，我们的文化就变得非常非常阴谋了，这样对大家都不好，彼此之间交往成本特别高，你办任何一件事都想着对方是不是在坑你，算计你，多累啊。作为出版者，写作者，是有责任把这个矫正过来的，而不是推波助澜，但是我们现在也好像没有办法抵抗。 我说现在的写作不能让我满意，就是没有文化啊，像台湾这些老一辈的作家写的东西非常好，非常耐读，又有学问，现在就变成一个搞笑的没有文化的东西，这么下去路会越走越窄，越来越迎合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我是很理解柏杨这种愤青式的激愤，我布置学生看书就是柏杨先生的，钱穆先生的，你批判可以，但对历史反思不能那么简单。你说我遗老遗少，我也不是，我挺反感现在这种复古之风的，这是在旧传统下面兴起的，原来是旧传统反新传统，现在是新传统反旧传统了。我觉得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反思应该深刻一点。 历史需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 杨小洲：对柏杨先生做一些评判的就是两个系列，一个是杂文如《丑陋的中国人》这一系列，看他当时介绍的，谈女人，谈男人，再就是历史系列。 其实这两个系列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颠覆性，这个跟张鸣教授的颠覆是两回事。一个是杂文系列，比如说《丑陋的中国人》主要颠覆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说自己比较好，把优点都找出来，包括五千年文明史等等，而他做了很多颠覆。其实八十年代虽然是改革开放初期，但是能够看到台湾的作品，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跟台湾隔绝了三十多年，敌对了三十多年，发现他所讲的人物的行为，包括文字的使用等等跟大陆基本上是一样的，这点一直没有断。 另外就是写史的颠覆，这个我指的是写作方式和模式，他把《资治通鉴》变成白话文本的时候，增加了很多自己表达的意思。柏杨早期这种白话，主要功能还是在普及，使他的阅读更简单，更容易。而现在很多通俗历史的东西没法看，已经变味了，尤其是很多网络作家的这种东西是“山寨历史”。 通常我们对历史写作比较严肃，比较一本正经的，而柏杨的这种就是比较轻松，比较随意，以现代语言入古代故事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很多开玩笑的语言在里面。如果比较历史写作与杂文写作，我觉得杂文写作的方式要好过历史写作的表述，这种历史表述有他可取的一面。 解玺璋：我觉得柏杨写历史跟历史学家写历史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第一，历史当中有一个人，为什么叫中国人史纲，为什么不叫中国史纲，他加了“人”在里面，跟这些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历史学家，不太一样，我觉得柏杨特别关注人在历史当中的价值和地位，这一点跟很多历史学家是有区别的。 第二，他这个历史当中，不光有人，而且有他自己，他经常冒出来点评一下，发一点感慨，这也是他写历史的特点。以我自己对历史浅薄的理解，真正懂得学术的历史学家，都是尽量避免在历史里面加进自己主观的判断，使自己叙述很客观，但柏杨不是，他是满怀激情的写历史。看他的书，先不管说得对不对，看着痛快，甚至有想拍案而起的感觉，这个东西跟他把自己的情感灌输在这个书里有关系，他在叙述的时候跟一般学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定义为通俗历史挺合适。 柏杨与通俗历史写作，这个题目很好，现在通俗历史写作很多了，我觉得柏杨是其中的精品，他有他的标准。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应该好好读读柏杨的东西，不在于你得到多少历史知识，而是在思想价值这些方面得到一些启发。前几天刚看了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大学生在大学里面，把他讲课的老师举报了，因为老师批评了传统文化，还说了不解放台湾很好这样的话，所以这样的学生，他是很认同政府的价值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学生应该看看柏杨的这些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