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历史学家。

    除了一本未完成的教科书，张荫麟似乎再没留下什么。

    那是一本不到16万字的小册子。最初由于笔误，曾署名为“杨荫麟”。1935年，他应当时教育部之邀，为高中生撰写历史课本。

    这本不是什么难事，尤其对于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而言。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位教授：与夏鼐、吴晗和钱钟书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被吴宓称为“梁任公第二”；梁启超首次与他相见，也赞叹为“天才”。

    但这位学者却郑重地为此请假两年，专门编写此书。区区一本高中教材，动用的阵容可谓豪华：在原先的计划里，张荫麟执笔汉以前，吴晗负责唐以后，并邀请王芸生、千家驹等撰写专题。

    张荫麟一直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说教材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名字和史料，让青年人“被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杂凑的机械的史实”。因此这本名为《中国史纲》的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

    本报记者 杨芳

    以至几十年后一位网友形容这部历史课本是“好莱坞大片”，“看起来一点也不费脑子”。他甚至开始后悔，如果他的高中教材就是这本书的话，他也许就选择读文科了。

    这个课本，除文笔优美之外，“运思情深意远”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给予的另一评价。这位通史学者认为，只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可以与之媲美。

    但这本薄薄的作品不幸成为作者终生的绝唱。“卢沟桥事变”后，张荫麟不得不搁笔，当时刚写到东汉建立。直至他5年后病逝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中国史纲》也只是更新了序言部分。

    如此英年早逝，让吴晗感到遗憾，在他看来，这位天才同窗，本来是有望成为史学大师的。

    吴晗第一次得知张荫麟是在梁启超的课堂上。那天梁先生上来就问谁是张荫麟。原来他看到张荫麟数篇非难自己的文章，指出著作附表中的纰漏。起初还以为前来叫板的是个教授，一见面才发现还是个17岁的孩子。

    但这位少年并没有借机和学界“大牛”搭上关系。据好友贺麟回忆，当年许多清华同学，都有梁启超亲笔的对联或条幅，唯独张荫麟除外。事实上，他还是在贺麟的“强拉硬拽”下，勉强登门拜访过一次梁启超。

    在一首赠别诗中，这个书呆子解释说：“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痴”和“昏”是悼念张荫麟的文章中最常见的评价。大庭广众之下，他往往像入定的和尚一样陷入沉思，跟人聊天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据说，他结婚后第二天出门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对主人连说“对不起，累你久等”云云。看到人家莫名其妙的表情，这才意识到自己才是客人。

    在专业领域，张荫麟更是不近人情。他指出郑振铎文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又批评顾颉刚的孔子学说“随口宣说”。胡适撰写的《白话文学史》时称名著，张荫麟却举证确凿，认为其定义混乱。包括恩师陈寅恪，他也本着“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的态度与之切磋。

    但这些并没有引起所谓的“笔墨官司”。遭其批评的冯友兰在他去世后，主持设立了“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肯定张荫麟在通史领域大有建树；陈寅恪更是写下“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的悼词。

    这种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让后辈人王家范“感动而又嫉妒”。他认为正是这种文化氛围，才孕育了诸如《中国史纲》等一系列史学巨著的诞生。

    这本呕心沥血之作，虽然奠定了作者的学界地位，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据传，它先是被一家书店盗印，其老板还是张荫麟的同学。此后不久，吴晗写信给浙江大学，表示帮助同学整理遗作，却也不了了之。直到1955年三联书店正式发行一万余册，这本著作才开始被关注。

    而张荫麟本人，终究没有躲过俗世的健忘。吴晗看到好友的坟墓冷落在遵义的郊区，藏书堆积在北平东莞会馆，不由悲痛写道：“中国的学者如此的稀罕，已有成就的学者如此的被糟蹋，荫麟就如此寂寞地死去，寂寞地被人遗忘了。”

    半个多世纪后，在张荫麟执教过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在一次课堂上向学生提起张荫麟及《中国史纲》，竟然无人知晓。

    不过，这位生性散淡的学者自己也许倒并不在意是被记住或遭遗忘，正如他在病危时刻大段念诵的《庄子》“秋水”篇所说，“天下之美，为尽在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