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三十年，也是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三十年。美学在中国的命运，总是与变化着的中国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

　　1．文革后美学的复苏（1978～1984）。从1978至1984年，是中国美学的黄金时代，历史上将之称为“美学热”。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都对美学表示了巨大的热情。这时，美学家成了重要的社会人物，他们在做讲演时，可以有上千的听众；美学书成了畅销书，可以销售几十万本；美学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甚至达到百里挑一。这也许是一个奇迹，但它的出现又有一些具体的历史原因。

　　“美学热”源自“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需要。倡导“美”，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具有取代“文革”时代斗争哲学的含义。“文革”时代强调“阶级斗争”，“文革”后的中国，出于对“文革”的痛恨与恐惧，人们要“美”与“和谐”，不要“斗争”，要美学，不要斗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被当成是一种隐喻，它吸纳着为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离心力所抛出去的社会和思想力量。当时的美学，就与这种政治隐喻混杂在一起。这一隐喻事实上形成了整个社会对美学的重视。

　　这一时期美学的最重要的口号，是艺术自律。相对于西方美学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迟到的追求。从夏夫兹伯里、哈奇生起，经康德、叔本华，再到克罗齐、爱德华·布洛、苏珊·朗格，都在寻求对审美无利害的论证，因而他们都走在这一条路上。但是，这一迟到的追求在当时的中国具有现实意义。“文化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强调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时，所谓艺术性，只是政治宣传的有效性而已。回归艺术自律，为中国美学走出“文革”时代的艺术理论铺平了道路。

　　2．走进古典与面向国外（1985～1989）。1985年前后，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出现了许多对于20世纪前期西方先锋派艺术的模仿之作。但美学家却在做着另外的事，他们主要进行两个方向的开拓：一是研究中国古代美学，一是翻译西方美学。

　　在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方面，出现了一些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其中有通史，也有断代史，还有美学范畴史。

　　这一时期所做的另外一件工作，是翻译和介绍西方美学著作。在国外，20世纪的美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间经历了三个大的转向，即世纪初的心理学转向，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和世纪后期的文化学转向。这些研究成果，过去很少被介绍到国内。国内美学界对西方美学的了解，还停留在19世纪。美学热发展起来后，人们迫切希望了解国外美学的新进展，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翻译的热潮。

　　8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界，处在急速变化之中。文学艺术家们努力要将整个20世纪在西方进行过的各种文学艺术的实验，都在中国重复一遍。而在美学界，美学家们仍然沉湎于刚刚建立不久的审美无利害观念之中，致力一种纯粹的美。这种纯粹美与艺术的实际发展相差很远，其结果是，艺术批评家普遍放弃美学。

　　3．新保守主义与后学的合流（1990～1994）。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美学的真正沉寂期。从1989年到1991年中国与国际上的一些重大变化，在中国学术的反应是复杂的。它形成了一个重大的思想转折，带着浪漫色彩的“新启蒙”时代过去了，学术界开始对前一个时期种种思想状况进行反思。

　　在90年代，学术界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年轻的一代人逐渐在学术界成为主要角色。这些人面临着不同的学术环境，而不再将“新启蒙”作为自己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任务。他们开始对80年代的学术话语进行反思，认为那种“西方＝现代；中国＝古代”的思想模式是天真幼稚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应有自己的现代化。在接受西方的新思想之时，不能放弃中国传统。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

　　这是一种学术界的新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有着一种被称为“国学热”的思潮。“国学”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的一个与“西学”相对立的术语。这个术语在当时处于守势，面对新出现的“西学”为传统的中国学术保留一个地盘。到了20世纪后期，情况变得正好相反，“国学”处于攻势。学术界在形成一种“国学”是学问的根基，只有懂“国学”才是真正有学问的观念。确实，在一个国际对话的时代，中国学者从自己的传统出发，可为国际通行的学术话语增添一点新的东西。

　　4．文化研究兴起与中国美学的重新定位（1995～2000）。在90年代的后期，中国美学是在争论中前进的。一方面，新的著作不断出现，但另一方面，这些著作中理论创新还不多。美学实际上处在一个困境之中，出现了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要求与满足这个要求的条件还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在学者中间，具有一种强烈的建立体系的冲动，似乎一个学者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成“家”成“派”之后，思想上才成熟。但是，20世纪末中国学术已经处在一个与古代不同的学术环境之中，在今天这个时代，离开世界的发展来自言自语，则再也没有可能做出真正的理论创新。

　　在这个时期，一些关于古代中国美学的思考变得更具有国际对话性。中国学者努力利用自己的传统资源，参与到国际对话中去。这种具有国际对话性的传统美学研究，与过去运用西方概念来整理中国古代美学，具有很大的差别。它不是将中国传统放在一些新的理论框架之中来阐释，而是将中国传统来与既有理论框架进行对比，看能否说出一点新的，原来没有的东西。

　　这一时期所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仍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的思想，但介绍的重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外有关文化研究的著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种对国外文化研究成果的接受，在中国一开始具有反美学的特征。然而，这种反美学的特征，恰恰成了美学复苏的契机。美学在长期受到冷遇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对它的基本前提直接冲击的时期。

　　5．新世纪的趋向：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美学的独特处境。中国美学与世界的接触，中国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与三次外来影响有关，第一次是世纪初的西方影响，第二次是来自苏联的影响，第三次是80年代起的西方影响。

　　也许，我们可以说，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之初出现的是第四次影响。这一次的影响，与前三次的影响，有一些明显的不同。过去的影响，基本上是以西方人为师。世纪初的影响引进了美学这个学科；苏联的影响，使美学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80年代的影响，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同步。第四次影响，则更多地显示出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特点。中国与外国的美学家有了更多的个人接触。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常常成为中外学者间个人的，面对面学术交流的延续。

　　在新的世纪，关于中国古典美学，也有了很多新的收获，出现了一些多卷本的著作和资料集。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美学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要继续翻译西方美学著作，也要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特别注重在一个当代的世界美学的背景中研究，从而将中国传统引入到当代世界美学的对话之中。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发展与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中国当代美学。（作者：高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