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总是青睐英雄。然而，对教育家来说，风雨飘摇的年代往往伴随着无奈与尴尬。蒋梦麟，这个几被人遗忘的“教育名家”，不幸便在那样一个“扰攘不安的岁月”里生活在北大。蒋梦麟(1886-1964年)，浙江余姚人，字兆贤，号孟邻，1908年赴美留学，入加州大学农学院，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1930年后正式任北大校长长达十五年之久。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北京曾为五朝京城，历时一千余年，因此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心，慈禧太后就在这里的龙座上统治着全中国。光绪皇帝在一八九八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结集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北京大学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贡献。

　　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一九一六(民国五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本上是与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来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源于希腊哲学。

　　这位著名的学者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这是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实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不但相信科学可以产生发明、机器，以及其他实益，他并且相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蔡先生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呈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看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

　　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选派了这位杰出的学者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在南方建有坚强根据地的国民党党员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保守人士却一致指摘北京大学鼓吹“三无主义”———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与苏格拉底被古希腊人指摘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争辩不足以消除这些毫无根据的猜疑，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们的虚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苏格拉底的清白无罪吗？

　　我已经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学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仲甫(独秀)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主张。同时，哲学教授胡适之(适)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作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国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结果，全国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几年之后，教育部并下令全国小学校一律采用白话为教学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籽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就发育滋长。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

　　这里让我们追述一些往事。一个运动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与后果。在知识活动的蓬勃气氛下，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学生之中发展开来。我曾经谈过学生如何因细故而闹学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同时青年们认为中国的迟迟没有进步，并且因而召致外国侵略，应由清廷负其咎，因此掀起学潮表示反抗。

　　一次学潮于一九零二年发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即所谓罢学风潮。几年之后，这种学生反抗运动终至变质而流为对付学校厨子的“饭厅风潮”。最后学校当局想出“请君入瓮的办法，把伙食交由学生自己办理。不过零星的风潮仍旧持续了十五、六年之久。

　　表现于学潮的反抗情绪，固然渐成过去，反抗力量却转移到革命思想上的发展，而且在学校之外获得广大的支持，终至发为政治革命而于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

　　第二度的学生反抗运动突然在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此即所谓五四运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到中国，说欧战中的战胜国已经决定把山东半岛上的青岛送给日本。青岛原是由中国租借给德国的海港，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中国已经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毫无疑问地应该归还中国。消息传来，举国骚然。北京学生在一群北大学生领导下举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千学生举行群众大会，并在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高喊“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写着同样的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

　　当时的北京政府仍旧在军人的掌握之下，仅有民主政体和议会政治的外表，在广州的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以及其余各地的拥护者，虽然努力设法维护辛亥革命所艰辛缔造的民主政制，却未著实效。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打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

　　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学生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

　　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是有几个学生终于蒙过政府的耳目，透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通电报。这电报就是五号上海各报新闻的唯一来源。

　　五号早晨报纸到达我手里时，我正在吃早餐。各报的首页都用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新闻，内容大致如下：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简短新闻外，别无其他报道。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覆，但是杳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