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哲学系的研究生号称左手哈贝马斯，右手罗尔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当时这两人在西学中最时尚。如果到了现在，也许这位研究生要换成左手列奥·施特劳斯，右手施米特了吧。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学习西方，视西学为神圣，可是在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汝伦教授看来，如果不能以平实、求道、求理的态度学西方，我们始终避免不了“山寨西学”的结果。

　　黄晓峰

　　据您的了解，现在学界对西学的推崇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张汝伦：我举个例子吧，外地学校一个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毕业论文需要评审，他对自己论文的评价，第一条缺点是：“由于对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不熟悉，所以我不能以他者的眼光来评价中国哲学的思想。”中国哲学的博士，竟然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没法很好地研究中国哲学。这说明在我们国家，西学占有怎样的优势地位。尽管现在都在说国学热，但是客观冷静地看，在我们国家整个文化生态中，西学还是握有话语权，包括我们对海外汉学过分的崇拜。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只要有一个外国人去，好像就提高了档次似的。挟洋自重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一个近似笑话的例子，一个美国汉学家在一所中国著名大学的哲学系访学，另一个系的一个会议一定要叫他去和与会者合影，可是他说自己并非与会者。人家索性告诉他说，照片上有他这个西方人，就可证明这是一个国际会议。我自己曾经参加过一个哲学专业会议，会议组织者为了表明这是一个国际会议，硬把一个研究唐诗的韩国学者拉来充数。

　　挟洋自重也好，崇洋媚外也好，其实就是不自信。崇洋媚外的结果就是“山寨西学”，而不可能对西学真正登堂入室。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以平实、求道、求理的态度学西方，那么对西学的学习也就是满足于“为我所用”，极端者就是借张脸拍个照。

　　中国人学习西方从一开始就是取“山寨西学”之路吗？

　　张汝伦：我们热衷西学已经有一百多年，可是取得的成绩现在看来大可检讨。最大的问题就是功利心太重，一切立足于实用。从晚清开始，虽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学无古今中西，学西学也是求道的一种方式，可是当时大部分人学西学，就是为了救中国，也就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与其说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救亡压倒求学。当时人们对学理的东西就不太在乎，在乎的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一、宣传的层面，为改良或革命造舆论，比如严复翻译《天演论》。让你感觉不改不行，要亡国灭种。二、操作层面、制度层面，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救中国的制度。这种对西学的实用兴趣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却有损我们对西学的充分了解。近代以来大力鼓吹西化的人西学造诣往往不尽如人意，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曾经总结中国人学西学有三个进境，第一是器物层面，第二是制度层面，到了“五四”是思想层面。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有点皮相之见。现在看来，我们不管对“五四”如何评价，“五四”宣传的西化或西方思想文化，还没有离开为改造中国造舆论，为具体变革中国找方案，也就是还是停留在宣传层面和制度层面；没有真正进入学理思想的层面。即便是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也是有点简单和片面。

　　胡适曾在其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急需的不是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学理，而是“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是“医国之金丹”。至于这个“金丹”由哪几味药组成，每一味药的药性怎么样，都不管，能治好病就行。这个求学心态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包括最近三十年，对西学各种介绍和引进，还是出于宣传（很多人称其为“启蒙”）和改制的目的。人们的兴趣，更多还是在制度操作层面，即西学里找到一个现成拿来就能用的方案。对学理的研究，为真理而真理、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很少出现。如果我们真正着眼于学理思想层面的话，那我们的思想远比现在要强大，而我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要百倍于现在。这样一个功利态度，造成中国人对西学的接受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是时尚化。我们可以从晚清谈起，十年换一个时髦，开始是进化论，到“五四”的时候是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实用主义，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社会史开始热门，不管是郭沫若还是陶希圣等人，都是以社会发展观为主导。改革开放以后，最初五年是萨特，萨特退场后是海德格尔，然后是马克斯·韦伯、涂尔干上场，再后来是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乃至伯林、哈耶克、罗尔斯这些自由主义者出场，最近则是施特劳斯或施米特。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最多不会超过十年。

　　时尚化的研究，特点就是浅尝辄止，不可能深入。当时杜威来中国讲学，声势熏天，但对杜威哲学的像样研究九十年来屈指可数。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来华动静虽无法与杜威相比，也颇热闹一阵，但也是人一走，茶就凉，不再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了。时尚化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跟风，一哄而上，大家扎堆研究某一热门课题。最近我评审国家社科基金的申请项目，二十份申请中研究女权哲学的几乎占了一半。西学传统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可我们总是盯着几个被炒热的人或国外流行的思潮。

　　这种时尚化的特点，对治学的心态有什么影响？

　　张汝伦：时尚化研究的影响就是学无恒心，这也是第二个特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形成不了自己的研究传统。例如，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进入中国已经一个多世纪，但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传统。相反，这么重要的哲学家，坚持研究的人却很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今天的中国，研究罗尔斯的远比研究康德的人多；谈论施特劳斯的，绝对比谈论黑格尔的人多。这不仅仅是不识西学的潮流与点滴，更是研究没有持之以恒、形成传统所致。即使一些有成就的学者，也会与时俱进，将自己研究了多年的东西弃之不顾，认为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转而他顾。曾经有一度，三十年以前，黑格尔是显学，当时除了马克思，其他西方哲学家几乎不能比较正面地谈，而黑格尔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肯定的，马恩也说过他的好话。可是到了改革开放，突然一下子中断了，因为有外国人说他是反动的，就一下子门前冷落车马稀了，与当年“全盛”时几乎言必称“黑格尔”没法比，一些哲学系都没有黑格尔的课。也不仅是黑格尔，从严复翻译《国富论》开始，亚当·斯密这么重要的一部作品，我们国家至今都找不出一本像样的研究著作。“戊戌”的一代人对他没兴趣，“五四”一代人对他更没兴趣。不但斯密，凯恩斯、熊彼特又有多少人在研究？奥地利学派又有多少人研究？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西学研究很难说是深入的，不但离当年陈康提出的让西人以不懂中文为恨的目标还很远；而且我们对别人的研究传统了解得还是很不够，这从一些我们研究西学的著作的征引书目就可以看出。我们对国外新发现的材料、版本、未刊作品，更是缺乏追踪了解。也许这么说要求有点高了，因为西学的许多重要人物和流派，传到中国一个多世纪，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停留在略知其名的阶段。例如，晚清新学人士喜欢谈论的边沁和穆勒等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许并不比严几道或梁任公多多少。近年来人们喜谈经验主义，但往往望文生义。研究经验主义的著作寥寥无几，而知道经验主义的立场在西方哲学中早已被批判和克服的人也许更少。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位学者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后感慨：即便谈同一个哲学家，也是我们讲的人家听不懂，人家讲的我们听不懂。这种情况现在是否有了根本的改变？

　　对于西学的经典作家、重要思潮和流派，应该像我们研究孔子一样，不绝如缕，一代又一代地积累，形成传统，并且每一代都有所推进。

　　近几十年，我们翻译的西学著作有很多，这能否说明我们的研究在推进呢？

　　张汝伦：这就要说到西学研究的第三个特点，不全面。拿西方哲学研究来说，我们对古希腊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性相当于先秦哲学之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都相当不够。现在刚刚开始有一部分年轻人对西方古代思想感兴趣，但是还差得很远。我们对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同样不够。到目前为止，我们找不到一本国人研究文艺复兴的像样的著作。即使是翻译也很不够，除了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外，还有很多关于文艺复兴的重要著作没有翻译。启蒙就更不用说了，一些人开口闭口就是启蒙，可启蒙运动在国外有很多经典的、有定评的著作，一本也没有翻译。至于国人对于启蒙运动够格的研究性著作，就更是难觅。最近我们招研究生，有一道考题是谈谈启蒙思想的特征，考生谈了法兰西和德国的启蒙运动，但是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完全不谈，因为我们的教科书上没有苏格兰启蒙运动。近年来人们好谈苏格兰启蒙运动，但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不要说著作，连像样的论文也很难找。当然有关休谟的研究文章很多，研究著作也有一些，但是从启蒙思想的角度来研究的却不多。弗格森、里德、亚当·斯密，这么重要的人，却几乎没人研究。我们口口声声说启蒙，但是西方的启蒙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少有人深入研究。

　　对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的掌握也是这样。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听北京的朋友说，一本书只要翻译出来，就没有人谈它了。这种说法当然有点玩笑性质，有点夸张，但也至少反映了部分的事实。

　　所以第四个特点是，以翻译代替研究。翻译起劲得不得了，可是研究完全跟不上。翻译当然不是没有价值，可是严格来说，真正的研究应该是从原文出发，而不是从译本出发。从对西学的翻译和研究的比例来看，翻译完全压倒了研究（这只要看一下我们的图书排行榜就知道了），这就很成问题了，这说明我们现在对西方学术的接触，基本还是处于了解、介绍阶段。马克斯·韦伯的著作翻译了不少，但像样的研究著作还是不多。涂尔干我们也只是翻译，像样的研究著作也很难找。对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