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学本是北方文化的产物，也是以北方与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学术的独特反映与表现形态。但早在春秋时代就传播到江南地区，并历史地形成了具有独特学理内涵与精神性格的江南话语谱系。在以后漫长的中国思想与文化史上，日益成熟的江南国学不仅对北方儒学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地促使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增殖与价值多元化，同时，以经济与文教发达的古代江南社会为中心与根据地，江南国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生态。从江南文化角度关注国学，既显示出国学存在方式的多样性，进一步开拓了研究的学术空间，同时也可以使我们的理解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细节上更加真实与生动。有鉴于此，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就此进行对话，并希望能有更多关心国学及其现代化问题的同仁予以关注、参与和批评指正。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十几年前，在哲学上以不同于康德、黑格尔的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在文学上以不同于雪莱、拜伦的荷尔德林等人的诗歌为代表，“诗哲”一词开始流行，当时的很多人把他们看作“诗与思的对话”的典范。其实这是有很大问题的，西方人的理性过于成熟，和诗对话起来总是隔着几层，特别是这种对话有明显的宗教旨向，因而我更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思”与另一种“思”的对话。在研究中国诗性文化时，我开始有意推崇“诗与思的中国对话”，它的中介是自然，没有宗教与神的压迫感。如孔子向往的“齐鲁春风”，庄子展示的“南华秋水”，与海德格尔讲的“死”、“操心”，与荷尔德林在黑夜中的流浪很不相同。再后来，我还发现更好的对话在江南诗性文化中，与北方相比，江南的诗性少了一些伦理束缚，多了几分感性的温存与亲切。江南国学是在江南诗性文化土壤中自然开放的花朵。它是学问，但更是诗。

　　姜晓云(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维柯有一个基本的思想，一种东西的本性就是它的起源。从文化起源上看，江南文化就有刘先生指出的这种“自然生发”的诗性特点。史初的江南经济地理环境比较特别，一方面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从个体生存的小生态环境来看，这个地区“地势饶食”，易于为生，以至使人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环境的自然顺应感和深度倚赖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自然诗性思想的悄然滋生，应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群体生存的大生态环境来看，诚如童恩正先生所言，江南地区由于山、河、林、沼等自然的分割与障碍，人们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了一个一个自然独立的“文化龛”。在这种自足、闲暇、松散、少争的自然生发状态之中，伦理的教诲让位于审美的观照。江南文化所呈现出与北方文化中“百川东到海”式的大一统场面明显不同。可以这么说，史初江南文化具有的这种自然诗性，是江南文化的思想内核，也是其今后与北方文化进行“诗与思”对话的“本钱”。在南、北文化的不断对话与融合中，江南国学形成并日渐繁盛。

　　查清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从源头上看，江南国学的独立成型当始于先秦时期。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先秦学派分为南北，南派以老子、庄子(包括列子)、杨朱及其门徒为正宗，以许行、屈原为支流。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南北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由此形成南北学派的不同特色：“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官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这些概括相当精辟，不但在古代中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即在今天仍然可见南北文化精神的种种差异。

　　刘士林：自然环境对精神生产的影响一直受到关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谈到意大利时，就特别强调南北意大利人在性格与审美上有很大的区别。国学是北方与中原文化的产物，但自春秋时代传播到江南以后，受江南特殊的自然条件、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性格与谱系。以后，江南国学不仅对北方儒学系统有重要影响，也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生态。但以往的正面研究很少，从属于江南区域经济、宗教、社会史、文学艺术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查清华：就文学而言，自然环境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就特别值得关注。丹纳的自然环境理论对我们很有启发，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亦论及自然环境对我国南北文学生产的影响：“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指出江南抒情文学发达的一大关键。地理因素又会影响区域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从而作用于精神生产。这一层丹纳在实证分析欧洲文艺时未能推及，不免有自然环境决定论之嫌。而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就关注到“四围社会之影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

　　姜晓云：我在搜集相关研究资料时，也发现在江南国学历史发展进程中，很少见到高高在上的、一本正经的圣人圣师，也很少看到被奉为圭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和经典，却可以经常看到许多自然通达、博学清言的学者。记得冯友兰先生在讲述两晋时期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相聚时，往往从事所谓的“清谈”；而当谈到精妙处，即“非非”处时，往往相视无言而会心微笑。我想，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美妙的学术交流方式，充满着诗意，与北方伦理化了的教诲方式显著不同。可能正是因为江南学人本着这样的学术交流方式，为此他们在与包括北方思想在内的不同学术思想开展“诗与思”的对话时，能够不断从对方身上发现自己本初的诗性文化特质，从而在更高精神层次上发现、呈现、回归自身。从东汉王充的自然天道观，到以后的玄学、南禅、理学、心学、朴学，在历史上不同发展时期，江南地区不仅进一步接受了源自北方的国学，而且通过加入自己的诗性文化因子发展了国学。可以这样认为，东汉以后国学的发展与新变，主要源自江南，特别是江南的自然诗性思想。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探究学术的思想、态度和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学人之间的互动和学术更为广泛的传播。江南学术流派的形成、学术世家的兴盛、书院的发达和科举的兴旺，以及市民文化的繁荣，就是重要表征。据统计，清代在江南贡院里中举、又在京城会试中高中状元的，苏、皖两省就有58人，占据全国112个状元总数中的半壁江山；当时全国有县级以上官员2000多个，其中有一多半是从江南贡院里走出来的，侧面可见江南学人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程度之深、成效之广。当然，文教的发达反过来也促使江南国学越来越兴盛。

　　刘士林：按照刘师培的说法：“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随着江南的发达，这种状况越来越明显。乾嘉时代，以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吴派，以程瑶田、金榜、洪榜、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为代表的皖派，形成了“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所独占”的局面。江南国学开辟出清新、细腻、在思维上更加抽象与纯粹、在感受上富有人情与美感的一脉，代表着国学的新形态，显示出国学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内容上的丰富性以及细节上的真实与生动。

　　查清华：南方学术日昌，以承接先秦老庄的魏晋玄学兴起为标志，玄学影响达数百年，期间不仅促成玄理思辩的发达，而且使明自然、顺心性的南学精神在文学领域得到空前张扬：一是以谢灵运、谢朓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发达；二是以民歌和宫体诗为代表的艳情诗的繁荣；三是对文学语言、音韵等艺术形式要素的美学追求。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区别于以儒家传统为内核的北学传统，这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巨大突破足以“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

　　刘士林：除了环境因素之外，江南人的性格在江南国学的发展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少江南学者都很有个性，并表现出江南学人特有的优雅气质。《北史·儒林传序》云：“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隋书·文学传序》亦称：“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查清华：《汉书·地理志》就说过：“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指出人的性格具有区域化特点。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南北人的性格也有差异。比如刚才说到江南的抒情文学较北方发达，这也和江南人的文化性格有关。《颜氏家训》就述及这样一个细节：“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岐路言离，欢笑分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