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齐迎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专访到了著名史学家，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金冲及先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他积数十年研究之力、耗时三年多所写出的百万字巨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是自己对国庆的献礼，更是一位史学家对共和国走向“复兴之路”的关注、总结与思索。

　　“百年脉络”有细节也有特写

　　记者：您这本书有别于自己以往同类著作的特点在哪里？您希望读者群是哪些人？

　　金冲及：这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我从七十五岁才开始写，三年多写完。为什么到这个年龄还要做这件事？两个考虑：第一，二十世纪已经结束。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进入这个世纪时，中国已濒临灭亡的边缘，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中国人终于站立了起来，到这个世纪结束时，中国已取得举世震惊的成就。为什么在不长的一百年内，中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几乎都对这个问题怀有很大的兴趣。这是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第二，在这一百年中，我生活了超过七十年。许多事是亲历、亲见、亲闻的，可以说也是一个见证人。作为史学工作者，我近六十年的研究领域恰恰包括了从清末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年。过去写过一些书，都是只谈某一时期、某一事件、某一人物的专著，主要是给专业工作者看的。我人到老年，精力还可以，就想在此基础上来写一部综合性的著作。

　　这部书主要是写给社会上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看的。不久前去世的前辈学者任继愈教授曾说：“只有历尽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无法体会到的。他们对已经过去的历史、对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里是怎样走过来的，知道得比较少，本书也许在这方面对他们有些用处。

　　写作时，我所注意的，一是努力把二十世纪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脉络线索理清楚；二是对一些关键的地方有细节描写，也就是有一些“特写镜头”，这样可能有助于比较生动地再现当年的历史面目。

　　盛世当然也有“困难”和“隐忧”

　　记者：我们虽值盛世，盛中亦不无困难隐忧，在此刻，希望《史纲》起到什么作用？

　　金冲及：天下事，本就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主流和支流之别。历史始终是在充满矛盾中前进的。“盛世”当然也有“困难”和“隐忧”。写作时只能遵循这样的原则：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无论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历史都是如此。要写出一本所有人都同意的历史书来，恐怕是不可能的。那不要紧，有这样一本书至少可以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后人或者别人完全可以另外再写出一本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来。

　　记者：您的著作纵贯百年，“修”时如何把握？有网友仅凭您书中目录，认为像“大饥荒”之类都没收入，对本书完整性有所削弱，对此您如何看？

　　金冲及：写隔代的史，由于自己没有亲历，难免有隔膜之处，但事情的得失经过较长时间实践的检验，只要认真地、严肃地阅读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还是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至于当代的历史，有些事还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如果自己一时还看不清楚的，或者没有把握的，也可以采取“述而不论”的办法，留待后人来评说。由于一部书要谈一百多年的事，有篇幅的限制，不可能把什么都说到，有的也可能说得比较简略，那和专史不同。至于那位担心“对本书完整性有所削弱”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只看了“书中所列目录”的缘故，也许在看完全书后，看法会有改变。

　　我没有“选择性记忆”或“失忆”

　　记者：您参阅了他人无从得见的大量珍贵资料，能否透露一下当时的心情？与权威资料相映衬，您写作时是否也采用了相关民间史料？如何对待不同来源的资料？

　　金冲及：我看过不少尚未公开发表或别人很少见的历史资料，帮助我明白了原来还不明白的事。例如：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不顾张学良的“哭谏”，断然拒绝他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迫使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事变过程中，尽管蒋介石两次见过周恩来，但没有写下书面保证，而且回南京后悍然羁押了张学良，但停止内战却确实实现了。这是为什么？读了毛泽东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两天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分析，我觉得懂得了其中的缘由。他的分析已引在书内。

　　对资料，我不赞成把它划分成官方和民间两种并对立起来。主要是看哪些资料符合事实。在这部书中，引用了一些学者等人的日记或当时发表的文章，不知道那是不是“民间史料”？但坦率地说，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文章，依据一些似是而非和道听途说的材料，或者缺乏代表性的个别事例，就大发议论。对这些，我确实不敢轻易引用。

　　记者：有人认为历史多由胜利者书写，那就难免要面对是否“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失忆”的质询，您写作时是否也有“选择”？

　　金冲及：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在中国大陆，国民党是失败者，但它做得好的事，我也没有“选择性失忆”；它做得不好的事，我也不必为了貌似“公正”而“选择性记忆”。就在共产党内，林彪当然是坏人，对他以前的功绩，我也没有“选择性失忆”。

　　“充沛感情”不违背史学客观性

　　记者：您对诸多史实也是直言褒贬，如何既保持充沛情感，又坚持客观论述的史家态度？能否简述您的治史方法与心得？

　　金冲及：中外的史学名著，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常流露出作者的“充沛感情”。司马迁《史记》中谈论事件和人物，总是爱憎分明。被西方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在讲到希腊人在波希战争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雅典民主精神时，同样写得有声有色。写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时，难道只容许冷冰冰地列一大堆分类统计数字，如果流露一点悲愤的心情就是违背了史学的“客观性”吗？但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决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歪曲或任意改写历史；二是不要用那些夸张的词藻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拿我自己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绑架、拘禁，作为无中生有的“国民党特务嫌疑”被审查了五年，三年没有同家人见面。但写这个时期的历史，我没有用来发泄个人当时的感情，而是努力客观地探索这场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当然谈到这些事情时总是会很痛心的。

　　记者：您曾来陕参加史学界盛会，当时您提醒业内人士，并痛批史学界的学术浮躁风气。转瞬数年，此风是否已经有所转变？

　　金冲及：六年前我确实在陕西举行的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批评过浮躁的学风。那是指不肯下苦工夫去尽可能掌握资料，不肯对复杂的事情进行反复的、细心的分析研究，只看到一点就大发议论，甚至东抄西抄，错误百出。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优秀的研究成果仍很多。隔了六年，我很难说情况已有很大改变。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走得很艰难

　　记者：您还是电视剧《解放》、电影《建国大业》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顾问。回顾百年悲欢往事，读者从中能获取什么启示？国人应如何走好这条“复兴之路”？

　　金冲及：最近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有段话很能引起我的共鸣。它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八年、执政六十周年、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几代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起，为实现这个目标，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生。没有他们的奋斗，便没有新中国的一切。前人的榜样，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走得很艰难，中间有欢乐也有坎坷。无论革命和建设时期，有辉煌的成就，也都犯过错误，经历过曲折。这些完全不必讳言。因为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去探索。

　　记者：坊间书肆常有所谓“揭秘”之作，史学界能否提供精神大餐使读者无须外索？

　　金冲及：我想史学界不可能单独提供给读者“无须外索”的精神大餐。我这些年做了一些电视剧、电影的顾问，就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其实读的人只有那么些，远不及那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大。历史著作不容许用“合理的想象”来叙述历史，艺术作品容许虚构，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但作为历史剧，大事不能虚构，细节的虚构也应该是当时这些人可能说和可能做的，对近现代历史中使用真名真姓的人尤其应当这样。至于那些胡编乱造的“戏说”和“揭秘”之类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本报记者 王锋

　　人物春秋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该领域内取得众多开拓性成就。

　　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等职。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参加了第十七、十八、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两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李富春传》、《陈云传》等重要领导人传记，影响深远。其中《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在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