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以晚清史为主，面目日益清晰鲜活，曲折多态，不再死板单调，千篇一律。在此情况下，突破旧模式，构建新体系的呼声和诉求渐趋强烈，晚清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和视角。

    所谓“晚清史”，顾名思义是指清朝晚期的历史。有人认为晚清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始自20世纪30-40年代。其实不然，梁启超于1920年写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一节就从“鸦片战役以后”起讲；而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中国近代史教材也都是以鸦片战争为上限，如孟世杰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北京文化学社1925年版）叙论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论中国最近世史要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今日。”然而，在当时，关于晚清史的研究不算是学问，多数人并不看重，也不愿投身其中。对此，梁启超忧心忡忡，极力呼吁重视晚清史的研究。1923年，在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认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惝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如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为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

    不过，真正重视对晚清史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人。1941年5月，毛泽东就号召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展开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指出“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分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而在此之前，已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用辩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因为受苏联史学把十月革命以前称为“近代”的历史分期法的影响，当时关于中国近百年史的马克思主义史著都以“中国近代史”为书名，如出版于1933年的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1947年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其中，范著《中国近代史》虽然只完成上编第1分册，写到1901年就戛然而止，但开创性地以革命性质的变化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中国史划分为两个时期，前者从1840-1919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者自1919年以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影响很大，多次重版，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体系。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习惯性地将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这样，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晚清的七十二年再加上民国初期的八年，几乎可以说是一部晚清史。

    但这段以晚清史为主的中国近代史是以革命史为研究取向，将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作为基本内容，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被化约为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研究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日益公式化，形成了一条线索(阶级斗争)、两个过程(前引毛泽东语)、三次高潮(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革命史叙事新体系。这个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都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占主导地位，促进了晚清史研究的畸形繁荣，表现为革命事件及其人物的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而清朝及其统治者的历史却少人关注，成为陪衬。据研究，“文革”前的十七年，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革命事件的研究最受人青睐，发表的成果最多；而洋务运动等非革命性事件则较受忽视，成果明显不足。与此相应，人物研究也是革命阵营人物独占鳌头，而所谓的反动阵营人物则乏人问津，如有关孙中山的论述多达422篇，而“中兴名臣”之一的左宗棠的论作只有1篇。

    这种局面自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渐改观，虽然刚开始之前的显学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仍是热门，很多问题被重新拿出来讨论，但以往其他相对薄弱的重大史事也得到重视，加强了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以晚清史为主，面目日益清晰鲜活，曲折多态，不再死板单调，千篇一律。在此情况下，突破旧模式，构建新体系的呼声和诉求渐趋强烈，于是晚清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和视角。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主要有：

    1、社会变迁的取向。其通论性的代表著作是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冯契先生称誉这是一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该书以综揽全局的气度论述了古老的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所发生的异乎往古的变迁，并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各方面作了具体深入的考察论证，极富思辨地还原出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全息图景，使得新陈代谢这一生理学概念展现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范式。分论性或专题性的著作主要有黄逸平的《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谢俊美的《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000年版）、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育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倪玉平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等。

    2、现代化的取向。现代化是从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高歌猛进的世界历史过程。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知识人就开始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胡适曾在《建国问题引论》一文中指出：“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而蒋廷黻则于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接连发问：“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然而，现代化再次为中国人所热议则要迟至半个世纪之后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后，而率先用当代的现代化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则是外国学者。如由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是迄今为止国外关于中国现代化研究最系统、最有分量的一部。该书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9位著名学者合撰而成，于1980年出版。八年后，中译本出版，立即在中国国内掀起了现代化研究的热潮，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丛书、论著大量涌现。如丛书主要有章开沅先生主编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湖南出版社1988年起）和罗荣渠先生主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起），专著主要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3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3、社会思潮的取向。近代中国风雷激荡，新陈代谢迅速，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思潮纷呈，汹涌迭起，形成一道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然而，对这一奇特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正式开始，198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是较早以“思潮”冠名的一本专著。其后有关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的专著和丛书逐渐增多，主要有吴雁南先生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冯契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以及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4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但需要指出的是熊月之先生是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热潮出现之前较早自觉从事社会思潮研究的学者，其突出成果就是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陈旭麓先生评价该书“以时代思潮起伏为经，将人物穿插其间，依次写来，层层递进，每一阶段，有总述，有分述，让人们既看清思想的脉络，也感到思潮的奔腾”。

    4、社会群体的取向。晚清以来，各种社会群体纷纷登上中国历史舞台，非常活跃，各呈异彩。它们有的是旧有的，有的是新生的，但无不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关于社会群体与近代社会的研究很受关注，成果也非常丰硕，主要著作有钟叔河的《走向世界——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