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康香阁

　　林甘泉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所研究员。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古代经济史学家和秦汉史学家。

　　弘扬传统文化有不同层次

　　问：您曾发表过《传统文化的现代作用》和《历史研究应当面向社会需要》等文章，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在全国兴起一股国学热，有高校成立了国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等，请您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谈谈您所理解的国学。

　　林甘泉：什么叫国学？说法很多，有的说十三经是国学，有的说十三经加上小学是国学，有的说经史子集是国学，有的说儒学就是国学，有的说儒道释是国学，有的先生认为《红楼梦》也是国学。

　　就学术史的发展来说，国学这个概念的内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辛亥革命前邓实等人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其所提倡的国学，即已涵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说来，国学最初主要指经学、小学、诸子学和史学，后来胡适为《国学季刊》写发刊宣言，他开出的书目，实际上是经史子集全包括了。

　　如果说国学就是传统文化，许多高校文史哲的院系都有传统文化的专业，是否有必要都再挂一个“国学”的牌子呢？

　　问：您对社会上的国学热如何看？

　　林甘泉：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应该讲是个好现象。现在有些人对于丹颇有微词，我觉得没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式。对不同对象、不同群体应该有不同的要求。

　　如果于丹、易中天等人讲的内容存在一些缺点，他们有哪些地方讲错了，可以提出你的意见，没有必要全部否定。说人家讲的根本不是正道，这样的批评我不赞成。

　　但有一点要注意，不论是做专门研究或是做普及工作，都要踏踏实实地做，不要炒作，不要哗众取宠。

　　我们讲传统文化是为了认识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把中国今天的事情办好，不是要搞民族主义。

　　问：今天讲国学也好，讲传统文化也好，宣扬它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什么？

　　林甘泉：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落后的东西，还需要作很多努力。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是为了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特点，了解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把中国经济搞上去，不是为传统而传统。

　　传统文化是我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但讲传统文化要注意它的民族性、时代性，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对它进行具体分析，不要片面颂扬和加以美化。

　　21世纪是一个多元文明的格局

　　问：有人认为21世纪是儒家思想的世纪，而且儒家文明要引领世界文明的潮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甘泉：我不赞成。21世纪不可能是儒家思想的世纪，也不可能由儒家文明来引领世界文明的潮流。有些人希望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有更多的贡献，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科学，也容易授人以柄，成为西方攻击我们搞民族主义的借口。

　　大家知道，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后来又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他站在西方的观点讲文明的冲突，许多观点我不认同。但是他认为21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纪，西方文明不可能维持一个霸主的地位，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清醒的。

　　亨廷顿谈到21世纪世界多元文明的格局时，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说西方文化的渊源是希腊、罗马文明，后来是基督教文明，沿着一条线下来。直到19世纪，西方文明的中心一直是在欧洲，20世纪转到美国，它们之间有一个文明亲缘关系，这是一个事实，在转移之间不会发生冲突。

　　亨廷顿说，21世纪有好几种文明，比如，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及印度文明等，他特别提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关系。从文明的结构讲，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没有亲缘关系，没有亲缘关系就存在着冲突的危险。他提出这个观点是希望给美国统治集团一个提醒，实际上也是知识精英的一种建议吧。亨廷顿认为大国之间应该避免冲突。但是他也知道，美国是不可能放弃它的西方价值观。

　　问：您的意思是两种文明是相对独立的？

　　林甘泉：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和西方说的政治改革不一样。西方讲的中国搞改革，实际上是要用西方的价值观，用西方的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来改造中国。如果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那中国的民主化就是西方化，那就跟西方一致了，从没有亲缘关系变成有亲缘关系了。

　　美国和西方大国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变化，才可以相安无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西方的这种观点是很不现实的，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同样，现在讲传统文化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我们固然要讲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讲到所谓的中国文明要引领世界，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要靠儒家思想来解决，这种说法就不实事求是。

　　历史学是专与博的统一

　　问：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宣传可以说是形式多种多样。是否应有一个核心思想作指导，采取何种态度才能正确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

　　林甘泉：对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宣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吸取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其封建性糟粕，这是两分法。有人提出三分法，这也不是不可以的，除了糟粕和精华以外，还有中间性的一部分，中间性的东西也不是可以一下子丢掉的。总之要具体分析，你不能说传统文化一股脑就都是好东西。

　　有些人在弘扬传统文化之时，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断裂了。我不这么认为，实际上，上个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一波国学热，北大出版《国学季刊》，清华有国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都创办了很有影响的国学研究部门。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还有普及性的“国学基本丛书”等。

　　另一个观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我也不完全认同，那10年间，传统文化虽然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深叶茂，极富生命力。像这20多年间对孔子的研究、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17年。如果传统文化断裂了，能一下子出来这么多成果吗？

　　传统文化自身有它的发展规律，不是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使它断裂的。如果文化可以断裂的话，那历史就不能发展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道理。恩格斯讲过政治、经济、文化的三种关系，政治最后必须服从经济，政治跟经济有关系，跟文化也有关系。政治权力不是万能的，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根本是不行的，所以说传统文化没有什么断裂的问题。

　　问：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从事学术研究已近60年了，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请谈谈您的治学风格。

　　林甘泉：研究历史需要勤奋。一个人的天分对治学当然是会有作用的，人有天分高的，有天分低的。但天分对不同学科的作用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二十几岁的数学家，二十几岁的诗人，而历史学家却没有这么年轻的，因为历史研究需要有很深厚的知识积累，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在这方面，勤奋是很重要的，要多看书，多学习，这是基本条件。学历史不能靠灵感，要靠勤奋。

　　研究历史要选择一个立足点，或者是断代史或者是专史。就是断代史和专史的研究，也要有重点。但又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博就是说要适当注意扩大一点知识量，不要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现在有一种现象要注意，有些年轻人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博士生做的课题就是原来硕士课题的扩大，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搞得更丰富些，博士毕业到博士后还是在这个范围。除此之外，好像别的都不大懂了，知识结构有局限。博士论文可以做得很好，很丰富，书也可以出版了，大家欢迎，但是再往后怎么办呢，不扩大知识量，肯定是不行的，不能一辈子只搞一个题目。

　　我们现在培养研究生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博士生毕业，把论文出成书，而出书的目的恐怕是为了评职称，一旦职称评上了，基本上就可以歇口气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看这样的人才培养机制不能说是成功的。

　　还要强调的是，我希望研究历史的青年人要学点马克思主义。西方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尽管不完全认同唯物史观，但都很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