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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工农兵注释章太炎 1976年,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工农兵法家著作注释组,成员是18个工农兵作者,任务是注释上边指定的最后一位法家章太炎,办公地点选在了历史系,还特意将正在监督劳动的历史系青年教师朱维铮从工厂里急调出来,协助他们工作。当时,这样的注释组全国大约30个,大多设在北京和上海,北京由梁效写作班子在抓,上海由罗思鼎写作班子负责。 朱维铮是著名经学大师周予同的弟子,1961年,周予同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时,朱维铮是周的主要助手。这时,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土地关系史。 早在1952年复旦大学的那场思想改造运动中,周予同就已经是问题严重的被改造分子;1958年整风反右,朱维铮是重点批判对象,受过团内处分。“文革”开始后,周予同和朱维铮当然不可能幸免,周予同被打成反动权威,青年教师朱维铮也受到批判。“周予同专案组”将朱维铮视为周予同“三反”言行的主要知情人,不停地审问他。“多恐怖啊,我当时二十几岁,刚刚教了几年书,害怕得不得了。” 直到1975年底,朱维铮还以牛鬼蛇神之身,在工厂里监督劳动。对他的审查进行了8年,却一直没有定性,只说他是一个反张春桥的人物,审查不下去,又把他下放到工厂里。朱维铮呆过3个工厂,7个车间,最后在一个纺织厂里给纺织女工打下手。“那个纺织厂简直就是个女儿国,190个工人里只有3个男人。” 1975年12月,没给他做任何结论,突然命令他回到历史系。 每改动一处,都要向他们解释 1976年元旦那天,朱维铮到了章太炎注释组,和这18个工农兵一起“攻克”艰深晦涩的章太炎。 “他们没有历史知识,也不懂文言,完全不懂章太炎。我的工作是从教他们查字典开始,然后带他们到图书馆去找书,接着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注释’,‘注释’完以后,所有的稿子我来改。我到注释组以前,已经有人给他们传达过了,说我这个人可用不可信,所以每个月他们还要批斗我一次。 “章太炎是值得研究的,这个人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之大。在鼓动辛亥革命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就是由他主编的。‘五四’运动以后那些比较活跃的人物,陈独秀、鲁迅兄弟、钱玄同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章太炎反清,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骂光绪皇帝是小丑,和邹容一起坐了3年牢。辛亥革命后,他反袁世凯,又被袁世凯软禁3年。但他绝对不是一个法家。因为毛泽东当时称赞过,说章太炎敢骂皇帝,就这么把他定成法家,最后一名法家。” 朱维铮在注释组的日子不好过,却也有一点“心甘情愿”的味道,因为借着这么个荒诞的事由,他终于可以重新接触中国历史了。“文革”前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现在他可以重新开始被“文革”强行中断的研究了。要吃透章太炎,就必须了解康有为和梁启超,往前要了解龚自珍,往后还要了解陈独秀。这是让他能够提起兴致的地方。 “章太炎这个人,学问渊博得不得了,20世纪的学问家里边,论文献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对于诸子百家,对于历史,尤其对于明清以来到他这一段的历史,都很精通。他的文章是著名的难懂,被称为天书,他的影响不及梁启超,就是因为梁启超的文章半文半白。鲁迅说章太炎反对康有为体系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訄书》,但是就连他也读不懂这本《訄书》。章太炎的文章都刻意浓缩,每一句话都用典,注释起来非常麻烦。这些工农兵哪里懂这个东西?” “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对我来说没有,因为我很早就是做文献研究的。” “如果你改得太多,他们会不会和你发生争执呢?” “我给他们每改动一处,都要向他们解释,这么改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他的说法不合章太炎的原意。要不然他们就要批我了。” 那些工农兵加在朱维铮头上的最大的一条罪状就是知识私有。“为什么要等我们做了,你才说我们做得不对?你为什么不预先告诉我们?”朱维铮心想:我又不是你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在哪些地方出错? “你的工作就是负责章太炎著作的注释的纠错和修订,至于把章太炎的著作和法家、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扯到一块,就和你没关系了吧?” “那就是他们的事了,就是那几位工农兵的事。” 给毛主席做《訄书》大字本 上海的几个法家著作注释组,都是由上海市委直接控制的。朱维铮发现,章太炎著作注释组的成员对局势非常关心,好几个人都写过批邓文章。朱维铮是没资格“批邓”的。 “当时感受特别深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忽然复出,复出以后又突然打倒了。这些都在我们法家注释组传达了,注释组的信息是直接从上面来的。上边希望掌握一批人,为的是将来能够控制理论界。 “那一年最重要的是批邓。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上海的舆论从来都没有赞同过,上海是姚文元他们的基地。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时候,上海有3本刊物——《自然辩证法》、《朝霞》和《学习与批判》。那时国内没有什么刊物,突然有了这几种,所以很红火,在全国影响很大。这几种杂志,到了1975年以后就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舆论阵地,上边的很多文章《人民日报》都会转载,把它看作风向标。 “邓小平复出以后,《朝霞》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叫‘警钟长鸣’,意思就是要警惕有人想翻案,我们注释组基本上就是这样传达的。” 朱维铮长年在工厂里劳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是很清楚。他明白自己的角色就是“服侍”这18个工农兵,就是“一条条整理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注释,那些胡说八道”。早晨6点,他就要赶到注释组去扫地,给那些人打开水,晚上12点才能回到家中。 1976年朱维铮还做了一件事,他从上海写作班子那儿接了一个任务,将章太炎的《訄书》做成大字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晚年眼睛不好,必须看大字本。他不知道毛泽东最后有没有看到这个大字本,但是记得,在毛泽东逝世以前,大字本做好了,送上去了。 这一年,和往年一样,朱维铮的一言一行,还受着严密的监控,“整天就在注释组里面,不允许跟外界有任何接触,私下里他们见了我也很害怕,见了我都躲着走。跟我来往的,只有三四个老朋友。”和老朋友见面也是胆战心惊的,每次都很仓促,把最重要的消息说一下,立即分手,害怕别人盯住。 这一年,当然是没有日记,没有书信,也没有照片的。 “四人帮”垮台后,章太炎著作注释组并没有立即解散,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两个凡是’里不是有一条吗?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你不能动的。上头没人了,大家自己在这里运转。” 抓“四人帮”的时候,复旦的气氛可怕得不得了 人物周刊:1976年的这些大事,当时您都能看得很清楚吗? 朱维铮:当时斗得非常厉害。他们传达毛泽东的话,传达张春桥的话,这些话的基本意思就是要保卫“文革”成果。后来就开始批邓了。章太炎组的这些人都写文章批邓小平,粉碎“四人帮”以后,审查章太炎著作注释组,查出来不少文章。 周恩来去世,当时在复旦就是两种反应:一是哭声一片;还有一种很轻松——这个巨大的障碍终于除掉了。 我记得很清楚,华国锋生病的时候,从写作班传来的消息是一种猜想:华国锋的身体怎么样?他到底有什么病啊?大家非常关注。那时已经有人说王洪文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了,但是对华国锋也吃不准。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江青和张春桥。周恩来去世以后,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了。 谁也弄不清方向,忽如其来地,就感觉不对头了,上海的那个气氛,真的很压抑。有人传出风来,说我们这里要孕育大事。我记得有几天,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个多月,抓“四人帮”的时候,复旦的气氛简直可怕得不得了,太压抑了,所有人见了面都不说话,特别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你说错了一点,就可能被上纲上线。 人物周刊: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您有什么感触? 朱维铮:别人号啕大哭。我没有掉眼泪。我想,一个时代结束了,另外一个时代开始了,这个人去了,谁来代替他?当时整个社会有没有转机,我是看不出来的。当时的氛围是,毛泽东去世了,上海就把矛头对准了华国锋,拼命宣传江青接班,宣传“四人帮”接班。当时看不出来整个中国是什么情况,会走向哪里。 人物周刊:您觉得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朱维铮:你不能说他都是错误,他到底是懂得中国的,当年他确实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把中国革命继续了下去,他确实懂得怎样去调整党政军民关系,蒋介石在这一块比他笨得多。毛泽东肯定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一切,但是后来就不行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根本就不可能让那些东西再回去了,不听话了。历史上都是一样,包括拿破仑,自信得不得了,认为自己能够操纵历史,结果被历史所操纵。 人物周刊:您听到“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不是很及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