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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历史研究要恢复“人”的尊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佚名    类别:文化万象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美国普林斯顿郊外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有一个小鱼池,屋后有一片小竹林,格局与一般美国家庭不同。屋中大书房上挂着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

  小书斋的主人余英时先生在这里安静地著书立说,影响却远及整个华人世界。余先生曾用这种情况来形容历史人物康德和胡适: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中有人与康德立异,也有人和他同调,但绝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会他的学说。今天,学术界也将这种评价用于余英时。

  在余英时的历史世界里,总是以“人”为本。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从2002年起,他极力避免一般常用的“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尽量恢复“人”的尊严。

  重寻学术历程,钱穆和杨联升对余英时影响深远。余先生说:“钱先生给我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指导,要我在经、史、子、集上选取最重要的原典下扎实的功夫,必须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自己发挥。绝不能书未读通,便抢着想表现,急于发表文章。”至于杨先生的教导,他说:“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熏陶,所以开玩笑地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包括‘汉学界’——的普遍规矩:基本料材当然是原始文献,但原始文献中有许多地方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读者才能明白,这就得考证和分析,不能不负责任地引用经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大问题,其中都涉及无数次一级的小问题,有些是现代学人已研究过的。你必须广读相关的他人著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过。这些是所谓第二手的资料,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你不能不知道,那是会受同行讥笑的。所以我很有运气,两位老师各教一个方面,恰好互补,综合与分析并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2006年获得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在余先生看来是机缘巧合,不可强求的。“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他对权力也有独到的看法:“权力对我毫无意义,我做了两年新亚书院院长,自知与性情不合,便断了搞行政的念头。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若把学问丢掉,处理人事,那是舍己之长,用己之短,浪费我的真生命,校长虽然有些权力,但是我不知如何使用它,不认为这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我觉得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犯,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 他师从钱穆和杨联升,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 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 他在2006年获得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等。

  “我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后,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乡居八九年,余英时接受了古典文化教育,“至于现代知识则依旧是一片空白。”抗战胜利后,余英时接受了不完整的大学教育。

  记者:我看过你写的《我走过的路》,了解了一些你小时候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的生活,那种经历的印象似乎跟你的同代人有些不同?

  余英时:我很幸运,我的教育一般讲是“失学”,从1937到1946年的九年时间里,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的学校。

  严格讲,我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一方面,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另外一方面,我无意中在乡下生活那么多年,我懂得中国传统社会是怎么样的,这是后来才发现的。

  这一段是跟我这一代研究中国的人很大的差别,所谓”差别“就是他们都是在都市长大的,他们谈到中国乡村种种,都没有切身经验。

  传统社会的种种生活是怎么样的?所谓地主跟农民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并不认为地主和农民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彼此不能容忍、对立的。在我们安徽那一带,是实行永佃制的,佃户只要租了你的田,你不能赶他。他有保障,等于是美国大学教授在某一时代拿到长期聘约,是终身的,而这是世袭的。地主不能欺负佃户,他交得不多,也就算了,没有什么办法。我在桐城县舅舅家里,看到他去收租,看佃户打稻子,打稻子有艺术的,他们打稻子不干净的,有三分之一还在里面没打出来,地主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有些租你的田的佃户还是你的叔叔辈,你过年过节还要跟他磕头呢,这就是阶级界限减轻了。当然,中国地方很大,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这样。

  记者:王元化1991年回忆录中说,在夏威夷开会时他谈到中国的农民问题,引起了你的批评。你说抗战初在农村住过,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他则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声辩。

  余英时:我说中国这么大,不能说没有冲突,各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王元化的这个回忆录我看过,但我们后来也没有为这些问题去争辩了。我常常说,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

  记者:抗战期间在乡下的生活体验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余英时:我自己也不一定理得很清楚。但至少我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所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我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精神(内核)抓不住,(抓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数字上的。因为社会学调查通常都是问卷方式,然而中国人的问卷跟西方人的问卷不一样,中国人答复常常不可靠的,不给你说真话。外国人答的问卷确实是真实的,他们有这个传统的。中国人就怕我这个话说错了,将来出毛病,要保护自己,许多话都不肯说真的,或者有相当保留的,甚至于歪曲的。有一位人类学家在印尼华侨社群做过问卷调查,但他发现两次问卷,同一问题都有先后不同的答案,他很困惑。

  记者:后来你能用文言文来写文章,是不是当年在乡下受教育打下的基础?

  余英时:当然,我学的是文言,没有什么白话的。

  记者:很有意思的是,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可是他们所鼓吹的五四新文化却在安徽没有多大影响。

  余英时:没有什么影响的。五四运动影响的层面大概都是城市里面,有些是大学生、中学生之类,当然还是有些别的。我记得胡适在1920年或1921年有一个考北京大学的问卷,问“五四运动”,没几个人答对的,可见我们夸大了“五四”的影响。说“五四”是不得了的影响,像洪水猛兽一样,流向全国,其实有点夸大,但在少数知识人圈子里面影响很大,因为这些人都是写文章的,看来看去都觉得不得了——说是思潮,但真的是“潮”吗?因为整个社会并没有动啊,所以这就是胡适老要奋斗的原因。

  记者:在老家乡下时有没有接触关于西方的书籍?

  余英时:根本没有碰到。

  记者:你父亲余协中先生的专业是西洋史,对你的影响大吧?

  余英时:当然,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他那儿来的。他当初写过《西洋通史》,在中国还是很流行的,后来我还拿到两本,(不清楚)是新加坡还是中国台湾印的。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么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的。

  “进了新亚书院以后,我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

  1950年1月初,余英时从内地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一个月后,余英时进入新亚书院,成为钱穆的学生,奠定了以后的学术基础。此间,余英时一方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

  记者:你的父亲原来跟钱穆先生有渊源吗?

  余英时:没有太大的渊源。原来我父亲在沈阳办中正大学的时候,还决定请钱先生去教书,钱先生当时还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到了香港以后,我父亲就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我那时候想着好好去念一念,大概是1950年,从一二月待到六月。我那时候心里还没有打定心意是否在香港待下去。

  记者: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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