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多种文化元素助推之下，通俗历史写作形成热潮，众多非历史研究专业出身的作品成为读者与市场的宠儿。而另一方面，一些专业的学院史学专家对“历史票友”的作品多有批评。本期沙龙特邀请历史学家吴思、历史学家刘后滨、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及作家十年砍柴、张宏杰、许晖等，就通俗历史写作的现状及“历史票友”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吴思：历史学家，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为近年通俗历史写作的领军人物。

　　刘后滨：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致力于隋唐史研究。

　　朱大可：文化批评家，学者，著有《流氓的盛宴》等。

　　十年砍柴：知名网络作家，著有《闲看水浒》、《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等。

　　张宏杰：作家，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

　　许晖：作家，著有《乱世的标本：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人格症》等。

　　历史票友/学院史学

　　学院史学朝上，历史票友朝下？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历史学家是谁？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吴思：这个问题难以一言以蔽之。比如说司马迁，你非看他的书不可，但是，我看得最多的是《明史》。它不是司马迁写的，但又是模仿司马迁这个路子。我看年鉴学派如布罗代尔等人的作品，也会深受启发，再比如黄仁宇那种比较，也很有启发。我把《史记》和《明史》当史料读，说哪部书对我影响大不好说。

　　刘后滨：作为历史学的从业人员，我最喜欢的历史学家，在古代是司马光，在近现代是陈寅恪。《资治通鉴》和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我受影响最大的著作。陈寅恪著作吸引人之处，关键在于他有一种很深的关怀，在对各种史料钩沉索引的基础上，对古人寄予“同情之理解”。

　　十年砍柴：还健在的史学家，我最喜欢的是余英时先生。因为自上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提出新史学之概念后，随着民国时代的大史学家先后凋零，大陆几乎没有余英时先生这样有着深厚的中国史学功底、又有西方史学视野，且对各种治史方法兼容并蓄的大家。

　　如果吴思先生算票友的话，那么在学院以外的“票友”中间我最喜欢吴思先生。他从死的史料中看出了活的社会规律和历史因缘，他对我等这些后起的“票友”有极大的影响和鼓舞。

　　新京报：怎样看“历史票友”这个词？历史票友与学院派水火不容吗？

　　十年砍柴：我实在想不到比“票友”更合适的词。

　　历史票友大多和大众贴得更近，他们的写作和研究能在民间引起更大的影响，而学院派在很长时间眼睛朝上，好像学问是为给他们拨经费的人做的，不过他们的专业训练方法对票友应有相当的启发。

　　刘后滨：我基本认同历史票友这个概念。历史这个学科是需要严格训练的，不是说你喜欢它，你就能够成为从业人员。我觉得，历史票友和历史专家的写作是两种路数。历史剧导演也可以算是票友，有人说要气死历史学家，他们好像认为，你们讲的都是被套死了的，他们认为，自己更接近历史真实。我是不太赞成这个的。所谓票友，很大程度上是靠媒体炒起来的，而媒体是有霸权的。票友如果不接受专业人员的批评，很容易走偏。

　　朱大可：我不太同意“历史票友”这个概念，这显然是一种鄙视性说法，也是史学界自命为正统的例证，用“趣味历史”为他们的写作命名，应该更准确些。现存的历史叙事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学院派的方式，第二是戏说的方式，第三种方式介于这两者之间，也就是既有历史考据，又渗入个人想像力，显示出文学化和趣味化的特点。这三种途径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以上三种谈历史的方式，都有可能出现优质产品，也都有可能出现垃圾。

　　这不是因为它的类型有什么问题，而是研究者自身的能力问题。像赵柏田的《岩中花树》，许晖的《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都是趣味历史中比较优秀的著作。

　　吴思：历史票友这种说法，我觉得你说什么人家能懂是什么就行，管他认同不认同。有人说我是票友，票友就票友呗。

　　我觉得学院史学专家长处挺多的。比如，王家范写《中国通史》，我就觉得挺不错。我的朋友雷颐，也做得很好。再比如秦晖，他条分缕析的辨别力，那种分析透彻的学问都挺高明。就我自己来说，受的是文学训练，对于社会史、经济史，脑子里就没什么框框。对于一些了不起的观点一知半解或者不知道，所以没有神圣感，敢瞎想，瞎想出来也敢瞎说。我脑子里没装那么多，写的时候就是傻人傻大胆，不至于写到一半就自我否定。

　　许晖：在我看来，没有所谓历史票友和学院派史学家之分，进行如此区分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对历史阐释话语权的垄断，对学术资源和学术经费的独占，要么是可笑的优越感作怪。

　　历史票友/现实情怀

　　历史写作为了向今天开放

　　新京报：历史票友埋头于古代历史，是对现实的回避还是另一种关注？

　　刘后滨：我觉得是对现实的关注。

　　吴思：就我自己而言，埋头故纸堆主要是对现实的深究。如果你要研究人类的某个疾病组织，就肯定没有什么现实不现实。如果你研究一件事，今天和昨天，和100年前完全没什么区别，那么就无所谓历史和现实了。在这个意义上，你顺着往下看，可以看到更多次的重复，看得更深，看得更远，解决方法管用不管用，一路看下来，你说这是对历史的深究，一点没错。

　　你要说是对现实的回避也没错，你这样深究，写出来的东西，在报纸上能发吗？写历史就发的了。

　　十年砍柴：中国的古代历史从来不是僵死在历史的隧道中，它对当下一直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所以谈回避说不上，在目前的言论环境下，我认为是另一种关注。

　　朱大可：这里面显然有多种情况的并存，但我认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从来就是为了向今天开放而存在的。那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叙事者一定是有当下意图的，这种意图就会内在地改变你的视角、选材和结论，历史阐释是无限开放的，每个时代所阐释的历史都不一样。阐释者投入自己的当代性。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对错可言。

　　许晖：不，这不是回避，这是“曲线救国”。

　　新京报：中国历史的主角多为帝王将相，沉默的大多数在哪里？

　　吴思：我觉得古人这么写历史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历史上，决定老百姓生活得好点坏点，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治，是兴是衰，就是由帝王将相来决定的。从单个来说，他们就是比老百姓重要。从整体来说，他们是牧人，老百姓是羊群。要想把这个事情勾勒出来的历史学家，去写牧羊人、牧羊犬的行为，并没有什么错。

　　当然，你要知道羊的行为。其次，对于平民的研究是弱了，现在找史料很麻烦。

　　刘后滨：现在有一种声音，就是要把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给表达出来。关注小人物，关注小事件，它的背后也能体现大历史。这在史学界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取向。但是，中国的史料在这些方面记载不太多。一些学者的研究就是从社会切入，关注下层，关注民众，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但是，这种东西票友未必玩得好。做这种研究，一个是需要史学的理论思维，同时要对史料有很高深的鉴别能力。

　　十年砍柴：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使少部分人垄断信息的难度越来越大，“沉默的大多数”越来越可以不沉默，他们的审美观价值观反过来直接影响着文化工作者，包括历史写作。如果不是大众能表达出某种需求，今天的票友写作不可能这样火爆。

　　许晖：普通人的历史镶嵌在帝王将相和权力争夺的游戏之中，就像色泽暧昧的马赛克一样，虽然光芒黯淡，可是他们的光芒永远不会彻底消亡，“成王败寇”的混蛋逻辑永远掩盖不住这种光芒。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谁能把他们钩沉出来？谁愿意像做义工一样把他们钩沉出来？指望“经费派历史学家”和所谓的“历史票友”吗！

　　历史票友/史学大家

　　年轻一代里能产生史学大家

　　新京报：历史票友达到一定高度后存在可持续发展问题吗？

　　吴思：我有一堆的问题还没解决，要解决了得花很长时间。什么时候解决了，才有可持续发展问题。

　　许晖：我不认为有“历史票友”和“学院派史学家”之分，因此这个问题就是个假问题。顺便说一句，我倒对“学院派历史学家”的可持续发展怀有隐忧。

　　刘后滨：大众的兴趣点总是不断转变的，已经有一部分人见好就收了。我想他们要提升自己，就要充电或给自己补充知识。可能的话，与学术圈多沟通，对他们会有好处。不要老认为专业史学家给你们提了点批评意见，就是排斥你。

　　朱大可：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分化，部分趣味史学作家会变得越来越专业，赵柏田其实已经很专业了，许晖涉及的东西太广，要是更专注一点，肯定会做得更好。

　　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