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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音乐反思与追问
来源:拙风文化网    作者:佚名    类别:国乐资讯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反思是面对体验的灵魂自省,追问是面对真理的思性探源。中国“现代音乐”,自改革开放以降,以其前所未有之势,深刻影响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它给中国当代音乐带来了蓬勃生机,也引发了创与演奏、音乐与听众等不少问题。因此,从“新潮音乐”问题,到“国乐发展道路”问题,中国音乐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

  2007年6月15日,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和研究生会学术部共同举办了“现代音乐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作为“现代音乐座谈”之二,它从19∶30开始,直至22∶20左右结束,持续近3小时。这次座谈会,以美国密苏里大学作曲家陈怡和周龙两位教授、作曲家黄安伦教授、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杨勇教授和曲家贾国平教授、大提琴演奏家李鹿、中央歌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汤铭、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秘书黄勇等专家,以及本院曲、指挥和音乐学等不同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为座谈阵容,由音乐学系博士生柯扬主持,以“我们为何需要‘现代音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现代音乐’的个性与人类的共性有何关系”、“什么样的‘现代音乐’是好的”等话题为基本范围,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题是柯扬等广泛征求同学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反思和追问之一: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

  音乐,为人类自足性发展所必须的文化之一,与人类关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现代音乐”,在现代性的张力下,从构成的基本元素,到形式的音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与“现代音乐”之的主、客“对立”关系。因此,发问“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成了当代音乐生活中众多的“表达”之一。

  周龙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现代音乐”。在美国,当你向别人介绍自己是“Composer”时,对方可能会不明白地问:“What composer”,而当你说是“Contemporary Music”(创现代音乐的),对方会若有所悟地说:“Oh,Rockingroll”(哦,搞摇滚的);当你再解释说:“Classic Music”,对方以为是“搞古典音乐的”;只好继续说:“Contemporary Classic Music……”。这说明,在美国语境下,“现代音乐”涉及面很广,现行音乐文化领域内的多种音乐,大都属于“现代音乐”。所以,要说清楚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要先弄清“现代音乐”概念。也由此可见,“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当然,若从一般意义层面看,可以认为,这是因为“现代音乐”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是我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安伦从自己丰富的音乐人生体验谈了看法,他说,人生第一次在父亲从美国带回的密纹唱片中听到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美妙的音乐“夺走”了他纯真的心灵;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时,严格的学习要求,曾使他沉潜儿时美好的记忆,追寻巴赫的“籁之音”,并立下矢志;在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从中华文化土地上走出去的他,在遭遇西方现代派和先锋音乐时,产生了困惑,当1981年的一天听到一名英国同学说:“我每天能与美好的音乐打交道,这岂是拿钱能换的?我为音乐学院的同学感到骄傲,……”这话使生活在异乡中的他再次警醒。因此,他说,我们之所以需要音乐,是因为音乐能感动我们心灵;之所以需要“现代音乐”,是因为我们对“现代音乐”有新的渴望。杨勇认为,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正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冬天和夏天一样。不过,我们如果冬天觉得冷,可以取暖,夏觉得热,可以开空调降温。杨教授的诗意表达,道出“现代音乐”对于我们来说,是既然之事,也是必然之事,无法回避。但是,对于“我们”中个体的人而言,可以选择。

  反思和追问之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

  “我们”作为群体,在当今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里,已经被最大限度地分解。当个体以“我们”言说时,其实它难以具有代表性。不过,专业作曲家和演奏家,为浸淫在相对特定领域的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其“表达”应该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这里诸多“我们”的“表达”构成了一幅“现代音乐”理想样式的立体画卷。

  第一,从音乐观念层面谈这个问题。周龙认为,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问题,必须基于“现代音乐”概念之上来谈,相同的“我们”尚且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我们”更是复杂多变。黄安伦认为,因为“巴赫”和“贝多芬”音乐表现了“人”的真善,有着无尽的妙美!能够超时空,所以我们应该超越民族风格的囿限,回到“巴赫”、回到“贝多芬”!对此,贾国平教授问:何为“回到巴赫和贝多芬”?黄安伦说,因为巴赫、贝多芬的音乐表达了真理,所以“现代音乐”应该回到“巴赫”和“贝多芬”,就是追寻他们对真理的诗性表达,对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特质的表现,当然,真理是多元的,我们应该包容。中央音乐学院曲系博士生汪胜付认为,我们需要与文化相融合的“现代音乐”。汪胜付说,黄安伦先生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一定正确”,在他看来,这句话关键看怎么理解,巴赫、贝多芬的音乐之所以能走向世界,正因为它们是民族的。

  第二,从个性和风格角度谈这个问题。陈怡从创作或教学出发谈了自己的看法,她的发言鲜明地透出:“我们”需要多样化风格和个性化创作的“新音乐”(陈怡在此没用“现代音乐”概念)。她说,“现代音乐”以某一种风格被极力推崇而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似乎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事。当前在大多音乐创作比赛中,至少在有权威的作曲比赛中,某一种风格独占鳌头的现象已经难以可能。因此,当今的专业音乐创作打破了风格权威,讲求自我个性的展现;作曲家都从自我文化出发,运用自己谙熟的富有特色的音乐语言进行创作,力求使创成为“自我”心灵的最自然的流露,成为某种文化的特性“表达”。这是让其它文化类人分享“我”的“现代音乐”成果的基点。陈怡说,她在密苏里大学教学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一方面,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必须进一步熟悉自己本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要求学生用自己本民族的音乐语言去创。至于现行的“现代音乐”流派,哪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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