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黄晖在《论衡校释自序》中说：“清儒，尤其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是一代的伟绩。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及此书。因为他们只把《论衡》当做一种治汉儒今古文说的材料看。”黄氏所说的卢、王等手校群书而未及《论衡》是事实，所讲的理由则不能令人信服。清人不校勘整理《论衡》，除了认为王充是不孝之子外(见拙作《不孝之子——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载《光明日报》2007年4月12日国学版)，尚有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他们眼里，王充是一个诘难孔、孟二圣的悖逆者，而且乾隆皇帝也旗帜鲜明地持此看法，将王充与《论衡》从政治上判了死刑。

　　《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二篇，公开向孔子、孟子发难。王充认为，圣贤下笔作文，尽管经过认真思考，还不能完全符合事实，何况他们仓促之间的所言(《论语》主要记录孔子与弟子的言谈)，怎么能都对呢?“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既然有诸多矛盾之处，“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讲得理直气壮。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汉代尊崇儒术的背景下，王充对孔、孟的言论敢于怀疑，不盲从盲信，态度是科学的、难能可贵的。圣人所讲的也不见得句句是真理，既有不妥之处，我又有这方面的才能与学问，有什么不可批评的呢?但是，孔子在世时，就已被其弟子尊为圣人，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地位已无与伦比，正如司马迁所言：“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因此，对孔子的话，只有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和落实于日常言行的份儿，哪能批评、反驳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人们对王充及《论衡》褒贬不一，但对其责难孔、孟的做法却几乎都提出了批评。南宋学者黄震、王应麟，明代学者胡应麟都对此表示了不满。到清代则批评更剧。《四库全书总目》：“《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人相轧，可谓悖矣。”臧琳说：“《问孔》《刺孟》，语多有得罪名教者。”黄式三说：“读其书，《问孔》《刺孟》，谬矣。”梁玉绳亦言：“《论衡·问孔篇》最无忌惮，王充之为人，必傲愎不可近。”怎样看待清学者对王充的批评呢?一方面，学者们对孔、孟的言论过于迷信，不问是非，不管对错，皆以为是，甚至连圣人的话会错的想法也不许有，而王充竟敢毫无忌惮地百般挑剔，是可忍孰不可忍，故对王充群起而攻之，以捍卫孔、孟的尊严，反映了清代学者们思想凝固、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虽然王充不盲目崇拜圣人的精神是可嘉的，但到具体问题，往往“刺”得不准，“问”得无理，未能准确把握孔、孟的思想体系，有时失之片面，不能令人信服。清末学者孙德谦的《古书读法略例》有“读书不求甚解例”，批评“《论衡》之《问孔篇》，其中释解多有失之甚求者。”所谓“甚求”，即俗语所谓钻牛角尖也。今人徐复观甚至对王充的理解力提出了质疑，批评王充对孔、孟的不少责难近乎胡闹。《四库全书》本《论衡》的卷首，有乾隆的一篇《御制读王充论衡》：

　　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兹因校《四库全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为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为激语以自表则已已，犯非圣无法之诛，即有韪其言者，亦不过同其乱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为也。且其《死伪篇》以杜伯之鬼为无，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为有。似此矛盾处，不可屈指数。予故辟而诃之。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

　　但王充公然向孔、孟二圣、特别是向孔子发难，这便犯了大忌，激怒了乾隆皇帝。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对王充及《论衡》的厌恶：王充“非圣灭道”，为“离经叛道、好奇立异之人”，《论衡》与明末李贽的著作一样，皆为歪理邪说，这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王充及《论衡》的死刑，而且赞同王充观点的人，亦为“乱世惑民之流”，不得入于“君子”之列。众所周知，乾嘉之时，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政治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清廷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很多文人、学者因此丢了性命，甚或株连整个家族或师朋好友。乾隆既然如此态度鲜明地否定了王充和《论衡》，谁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寻灾祸呢?再加上人们内心深处对孔、孟的尊崇和王充所“问”所“刺”，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清代学者不刊刻、不校注《论衡》，就在情理之中了。（作者：时永乐 门凤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