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记者、教授、作家。已出版《岁月游虹》《雪冠》《煌煌上庠》《长歌当啸》《妩媚得风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历史是明天的心跳》《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等著作十多部。作品有十多篇被收入全国各省大中学语文教材。

　　副校长的底牌：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

　　在出任北大副校长之前，曾有更高的社会职务期待季羡林——他婉辞了。这就难免引起误解：“既然辞高，为什么又就低呢？”关于这个问题，季羡林的解释是：“因为对北大太有感情。”

　　在副校长的位置上，季羡林待了五年，从一九七八——一九八四。这期间，他的日常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呢？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杨匡满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报告文学《季羡林：为了下一个早晨》，里边有详尽的叙述。笔者借助杨先生的文字，略加梳理、概括：

　　A：四点钟光景，黎明还没有来到这所被雅称为燕园的著名学府，楼群、塔影、湖光、松林、连同长满连翘、丁香和刺梅的路边土坡，无不沉浸在朦胧的夜色里，像是泼在宣纸上已经濡开了的淡墨。这时，朗润园一座楼下的灯亮了，一位老人起床了。一二十年来，他都是这个时间起床。简简单单地抹一把脸，便走到了靠窗的书桌跟前，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偌大的一张书桌，堆满了前一天就摊开的各种中外文书籍、报刊、夹书的纸条、各色的卡片。桌面的空地小得只能容下两叠稿纸和一个水杯。老人戴上眼镜，时而翻阅那一堆堆书刊，时而抬头凝视开始发白的天幕，时而握笔疾书。

　　一会儿，他离开了藤椅，坐到一张小马扎上。就在书桌旁边，是两个大木箱，箱盖上同样堆满了各种中外文书籍、杂志、夹书的纸条、各式的卡片……不同的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空地了……原来，他在写作一篇学术论文的同时，还在进行另一个翻译项目。在另一个房间里还有一张书桌，同样摊开着各种材料。那里还有他的“第三战场”。近年来，他习惯在两三个“战场”同时作战。他计算着剩下的时间，紧迫啊，每一分钟都不能白白放过。

　　B：门被轻轻地推开，老伴出现在房门口。七点整，她叫他吃早饭。牛奶、花生米、烤馒头片——他爱吃烤馒头片。他像个老农，让老伴烤了盛在一个布袋里，放在他的工作间，饿了好就着茶吃。

　　七点十分，他出了门，走过弯弯的湖边小路，走过条石搭起的小桥。微风把水浮莲和青草那种清香而又带涩味的气息送到他的鼻孔里，他深深地吸着，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这是他三小时紧张工作后的一次体育锻炼。

　　不，这是他去系里上班。东语系的办公楼是一座中国宫殿式的建筑，飞檐画梁，巨大的屋顶显示着一种古老的庄重、幽深和神圣。然而，这位老人的办公室在这座楼里相当于传达室的位置，同整座楼的威严可极不相称。

　　同屋的年青人也早早地到了，那是他的助手。年青人一面向他汇报，一面把一大堆文件、信件、杂志交到他手里。老人点着头，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桌上已经堆放着许多别的书籍、材料。哦，这里是他另一处战场，他每天要在这里工作三四个小时，处理系里的教务、行政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回答国内外学者的各种询问，指导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的各种课程和研究项目。

　　不时有人推门进来向他请教。他中断手头的工作，耐心地解答着。来人一走，他马上又埋头潜心工作……了解他的人，总是把话尽量说得简明扼要，尽量少占他的时间。但即便是一个人几分钟，十个人加起来，也就够可观的了。

　　C：下班了，他沿着来时那条小路往回走。正午的阳光刺得他眼球发胀，浅浅的湖水蒸腾着一股热浪。他不觉得热，在那间阴凉的“传达室”里坐久了，这暖和的阳光、流动的空气恰好能使他放松一下疲惫的身体。回家路上的这十几分钟，是他一天中第二个三小时紧张工作后真正的休息。

　　老伴准备好了午饭，简单的三两样家常菜。他基本食素，偶尔吃点牛羊肉。来客人时，才让炒两个肉菜。他从不提什么要求，至多要一根辣椒、一根葱什么的，山东人嘛。

　　各色各种的书籍散发着淡淡的气味，清香的或带潮味的，异国的或古旧的。他习惯在这种气息的包围中躺到他的木板单人床上。那是他的唯一可以歇脚的岛屿，四周便是浩瀚的书的海洋。经过凌晨以来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他利用中午时间闭上眼睛喘息一下，以获得重新去海浪中搏击的力气。

　　D：他醒来了，刚刚两点，不过睡了一个小时。电话铃响过两次了，老伴推门进来。还有人在隔壁房间等他。他看了看书桌和箱子盖上那两摊子东西，走了出去。

　　找他的人得挂号、排队。他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管事也好，顾问也好，挂名也好，他兼任着大小五十个辞也辞不掉的职务，人们对他实行着“轮番轰炸”。

　　E：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我家里也没水。”“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谁让他没有架子呢？别人什么都愿意找他。

　　有人在他的桌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学生开饭时间有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三个方案，据学生反映，倘十一点一刻开饭，晚下课晚去就吃不上好菜……”

　　这是他亲笔记下，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发言用的。他生气地感慨道：“就一个熄灯打铃问题，讨论了几年还没有解决。”

　　F：夕阳西下，他走下办公楼的台阶，站在窗前的梧桐树下。那么多年，他竟没有留意这两棵梧桐属于什么品种。

　　他绕湖信步走着，遇到相识的师生或工友，他主动地停下来打招呼，聊上几句话。这是他一天之中第三次真正的休息。

　　远方落日的余晖衬托着燕山山脉黑色的廓影。上弦月悄悄地走向中天。燕园的黄昏空气格外纯净。他绕着湖滨，又踏上了回家的小路。

　　朗润园里，静静的后湖边上，那盏橙色的灯又亮了。他又开始伏案工作了。不过，他不会睡得太晚，为了下一个早晨，为了再下一个早晨……

　　中国有多少大学，就有多少校长，以及成倍翻的副校长，不可胜记而又无须去记，这个职务，实在无啥稀奇。季羡林的人缘比文缘强，文缘又比官缘强，人们记得季羡林，很少有人记得他是副校长，少数人记得他是副校长，也难以记得他的官仪，倒是有一则趣闻，类似于二十世纪的“世说新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笔者曾撰文记之——

　　某年秋季，大学开学，燕园一片繁忙。一名新生守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道旁发愁。他首先应该去系里报到，但是他找不到地方。再说，带着这么多的行李，也不方便寻找。正在这当口，他看到迎面走来一位清清瘦瘦的老头儿，光着脑袋瓜，上身穿一件半旧的中山装，领口露出洗得泛黄的白衬衣，足登一双黑布鞋，显得比他村里的人还要乡气，眉目却很舒朗，清亮，老远就笑眯眯地望着自己，似乎在问：你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的吗？新生暗想：老头儿瞧着怪熟悉怪亲切，仿佛自家人一样。这年头儿谁有这份好脾气？莫不是——老校工？他壮着胆儿问了一句：“老师傅，您能帮我提点行李吗？我一人拿不动。”老头儿愉快地答应了。他先帮新生找到报到处，然后又帮他把行李送到宿舍，这才挥手再见。数天后，在全校迎新大会上，这名新生却傻了眼。他发现那天帮自己提行李的老头儿，此刻正坐在主席台上，原来他不是什么工友，而是著名的东方学教授、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这个故事自然，质朴，因缘造化，水到渠成。搁在别人身上，就不适合。曾有人不以为然——不以为然也有道理，笔者发现：世界上的任何物与事，都可以找出它的反面，并加以指责，所以面对棘手的难题，古人有“口舌难争，坚壁勿战”之旨，今人有“不争论，做了再说”之策——请注意，笔者无意拔高季羡老的形象，恰恰相反，这里记录的，只是他的平常，他的卑微（难怪造反派相中他守传达，又有人把他当成锅炉工）。季先生的可人，就在于他的卑微。无论什么学问，修到最高境界，只是一颗平常心。袁行霈感慨：“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了不必要的了。他是集中了朴实的美德并展现了朴实的力量的典范，他的朴实带有豪华落尽的真淳，好像元好问所称颂的陶诗，这就更加令人尊敬。”谢冕则说：“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张中行也有类似的称赞，他说老北大，在外国拿了博士而又不穿西服的，胡适也是其一，但他长袍的料子、样式以及颜色，是很讲究的，随处透出潇洒与高逸，而季先生呢，总是“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是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这结语下得好。据此，张中老感慨，在他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中，像季先生这样朴厚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六十七岁，人道老骥伏枥，他值青春勃发

　　人有两个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这是常识。文革结束，天日重明，季羡林已交六十七岁。这个年纪，从生理上说，无论东方西方，黄种白种，都已划归老年。老了就是老了，你不承认不行，现代生活水平再提高，医疗技术再发展，人的平均寿命再延长，也未能做到返老还童，把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打发回中年（世界卫生组织近年有把花甲以上、七十五周岁以下的列为“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