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中西音乐发展的历史来看，音乐文化思潮中一直存在着一条求新求变的发展主线。当前方兴未艾的中国新民乐思潮亦是如此。它在艺术宽泛性、社会情理性等方面无不蕴含着创新动因。从中能够引发人们对新民乐创作、表演、欣赏和中华民乐发展方向等的理性思考，对推动中国民族音乐能够健康地与国际音乐文化思潮接轨也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新民乐；宽泛性；情理性；创新动因

　　在当代的音乐舞台上，涌动着一股强劲的新民乐思潮，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可谓众说纷纭。如何予以客观、全面、理性地评价新民乐，笔者以为以史为镜似为通途。故本文试图从中西音乐发展的历史角度，审视音乐文化思潮延伸的客观规律，分析当今中国新民乐思潮的艺术宽泛性、社会情理性及其创新动因，以期引发人们对新民乐创作、表演、欣赏和中华民乐发展方向的理性思考，期望推动中国民族音乐能够健康地与国际音乐文化思潮接轨。

　　纵观人类文化史中的音乐艺术发展轨迹，从创作动机、表演形式和音乐美学内涵上看，都始终贯穿着一条力图标新立异、保陈出新、与时俱进的音乐发展主线。

　　在西方音乐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重大的“新音乐”时期。第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新艺术”，诸如“兰地诺终止式”、“泛协和风格”和“装饰的三和弦”等，这种音乐面貌完全有别于中世纪的“古艺术”，可谓是西方人文主义时期的人性复苏和理性觉醒的成果；第二次“新音乐”是17世纪的意大利歌剧和巴罗克器乐形式，诸如“ABA返始咏叹调”、奏鸣曲、协奏曲、组曲和序曲等，它们的风格又明显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是体现当时时代进步的新艺术潮流；第三次是2O世纪打破传统调性体系的“新音乐”，诸如序列主义音乐、微分音主义音乐、未来主义音乐，具体音乐和电子音乐等，这是真正独立意义上的“新音乐”，是工业革命与科技进步伴随艺术观念转型的产物。西方音乐史中这三次“新音乐”的变革与发展，均时隔300年左右，这似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历史上某一时段点上的“新”在时代车轮的滚动中，在历史长河的波涛中均会随着时间的前移而成为“旧”或“古”，经过岁月浪花的严峻冲刷，当时优秀的新音乐内容转变为“传统音乐”积淀的一部分，这是历史的自然逻辑规律。历史进程中的时代文化背景造就了一代音乐家，然而，也正是由于优秀音乐家们的不甘心臣服于传统常规思维模式并力图锐意革新而激发出的新成果，才汇集成为一个新的音乐思潮，才有可能对当时的时代产生强大的艺术推进力。无疑，新的音乐思潮必然首先伴随着她的稚嫩而降世，一时不可能被当时的历史社会所接纳，但是，她努力探索真善美的艺术追求和在实践中体现出的艺术情理性必然会逐渐被整个艺术社会所包容。譬如，“音乐之父”巴赫的艺术，是经历了70年之后的“复兴巴赫运动”，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其无可比拟的艺术价值。“西方音乐从文艺复兴到浪漫，每个时期都被下一个时期取代终结，经典作品已然留存”。[1] 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史中某一些时段出现的新形式与新内容，在今天的音乐表演、音乐教学，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中，都已成为宝贵的传统经典，这就是音乐历史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艺术特征。

　　在中国音乐的艺术发展历程中，新的音乐形式与内容也同样出现了丰富多彩、绚丽迷人的景象。盛唐时代的燕乐、大曲、法曲、坐部伎和立部伎等音乐文化景观，犹如她的繁荣经济一样，曾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在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京剧，今天也已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国粹。20世纪初以宣传科学精神、呼唤富国强兵的“学堂乐歌”，可谓中国的新式歌曲，曾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在1930年代，以“国立音专”为中心的专业音乐家借鉴西洋作曲技法，吸取民族音调创作的一批艺术歌曲，今天也已成为中国声乐教学曲目中的名家经典。在1940年代的延安“鲁艺”文化运动中，综合民间秧歌剧和西洋歌剧形式，创造出的民族新歌剧，是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进代表。今天舞台上观赏到的广东音乐和江南丝竹等，也多是在传统民族乐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乐种。琵琶传统名曲《夕阳箫鼓》，在20世纪初，被上海大同乐会改编为民乐合奏，出现了古曲新编的再创造表演，启迪了音乐人的创新意识，这一切可称为现代“新民乐”的启蒙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彭修文先生的民族管弦乐曲的创作与表演实践，是中国民族管弦乐步人交响性音乐的标志，作为当代中国音乐的创作实践引发了民族管弦乐器法和配器法教材的新作问世，出现了大学音乐专业的民族管弦乐法作曲课教学，更可贵的是，由此又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民乐发展方向和价值观的再度审视与学术争鸣。彭修文的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唤起了大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其意义绝不仅限于音乐事业本身”。[2] 近年来，中华乐坛出现了一些中小型室内乐团，诸如上海音乐学院女子丝弦五重奏、北京的“五朵金花”、珠海女子室内乐团、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少年弓弦乐团和弹拨乐团等，都展示了中华民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她们的艺术创造与表演，使传统音乐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让现代音乐听众“从熟悉的乐声中听出了陌生，从陌生中得到了审美感悟”。 今日，顾夏阳带领的中央民族乐团，身着国际通行的黑色演出服、携带着电脑绘制的五线谱、拥有着交响乐中的大提琴和贝司，并且在演奏时弦乐比重增加，高胡和古筝越离传统配器声部和将唢呐音色作为常规乐器来使用等，这一切是否可视为中华民乐走向WTO的行为风范?!“民族音乐不是一味的传统，更不是墨守成规，虽然不会割断本国的历史文化，但作为一个永久性的东西，也会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向前发展”。[1]有学者认为 国乐’是指未受西方影响的传统音乐，而‘民乐’代表‘民族器乐’和‘民族管弦乐”’。[5] 试想，今天我们听到的民乐有哪些是实属纯粹的国乐呢?

　　世界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表明，传统音乐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伴着新形式与新内容的文化变革向前沿承发展。新的音乐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似乎有两种倾向发生：一是在传统的沿袭中展示音乐家个性(个性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二是要反叛传统，在传统的“基因”中开辟新径。笔者此文所论述的“新民乐思潮”乃属后者，它特指现代音乐人(作曲家、演奏家、音乐经纪人和音乐科技工作者)基于中华民族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理基因，以中国民族民问音乐为元素，参照欧美现代音乐风格(尤其是爵士、摇滚风格等)，借鉴当代作曲技法，用新时代的生活观念，用现代的表演手段(舞台电脑灯、电脑音乐效果、现代服饰意识与表演动作等)创作、改编、挖掘、组合的民乐新作品。新民乐的代表人物有卞留念、冯晓泉、刘索拉以及王晓京的“女子十二乐坊”等等。近来蔡文峰的“蓝调古筝”又向民乐界发出了“秉承传统，保陈出新”的呼唤，也顿使星海音乐厅的观众感奋空前。

　　“新”就是创新，就是革新，就是改革，它是一切艺术之树常青的根本。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非语义的情感艺术，她最擅长于表达人类的丰富情感。音乐艺术生活中的“新”，犹如人类生活中的新鲜空气，宛若人类生存中的青山碧水和蓝天自云。在中国科技、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民族音乐的创作与表演，出现了一股新民乐思潮，这显然也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发展必然性。这股新民乐思潮来势迅猛，不论“传统音乐耳朵”对她持何种态度，她事实上都已经成为当代一股具有相当生命力的音乐急流，其对时代的震撼力已足以使人们予以关注，并已经激发起人们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引导其健康发展的音乐热情。有人说，新民乐仅仅是传统音乐的某种翻版，只是音乐舞台上的昙花一现，并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但是翻版不是盗版，恰恰正是这种“翻版”蕴涵有一定含金量的创新动因，而创新动因又正是新民乐的灵魂，是她赋予了新民乐的艺术生命。

　　笔者曾在2001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观看了新民乐汇演的专场音乐会，主办单位举办专题研讨会，同时将新民乐的概念浓缩为：涵盖了民族声乐、民族器乐，甚至民间戏曲、曲艺、地方音乐等民族音乐元素，用新理念创造的有别于传统民族音乐形式之外的，又能与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相融合的作品。由此可知，新民乐具有海纳百川的海派艺术特征和力图使民族风格合理接轨世界音乐的鲜明时代特征。首先，新民乐在音乐表演形式上已完全打破了常规的舞台模式。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二胡站着拉，古筝站着弹，边舞边奏，青春焕发；舞台起落移动，电脑灯光变化无穷七彩纷呈，视听结合天衣无缝犹如引人步入仙境。

　　其次，在乐器的组合上、在音乐与舞蹈的协作中、在器乐与声乐的艺术融合中，均追求中西合璧且交相辉印的效果。二胡与萨克斯的对歌吟唱，琵琶、古筝、扬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