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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聆听音乐新作?
来源:拙风文化网    作者:佚名    类别:国乐资讯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2004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遵循一贯的原则,在本年度的节目组织中继续积极推出“新人新作”。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安排不仅突出上海本地的音乐创作实力,而且有意扩大视野,着力展示华人文化圈、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新作成果,显露出上海文化特有的“海纳百川”气度。除“当代音乐优秀作品展暨论坛”的四场音乐会集中展演当代新作之外,其他场次也不乏令人关注的焦点——如 “交响的震撼”音乐会(5月8日,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中首演的王西麟《第四交响曲》,以及由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演出的一场中国器乐新作音乐会“新韵”(5月11日,贺绿汀音乐厅),等等。观众有机会聆听到如此大规模的新作展演,确实是借了“上海之春”这个名牌音乐节的东风。

    本来,就“严肃音乐”(或所谓“艺术音乐”、“高雅音乐”)而论,无论中外,日常音乐会中的核心曲库早已不是在世作曲家的新作,而是往昔大师的经典名作,经各路表演名家精心打造,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以及唱片录音)中轮番上演。听众关心的不仅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而且是卡拉扬棒下的“英雄”或是阿巴多灌制的“英雄”;他们不仅要听肖邦或李斯特,而且还要看看郎朗和李云迪在演释肖邦和李斯特中孰高孰低。自20世纪以来,音乐听众的听赏兴趣逐渐转向18、19世纪的“古典音乐”曲目及这些曲目的名家表演,“新音乐”遂成为日常音乐生活的边缘和外围。这与文学界和美术界的一般受众更为关注当前新作的状况形成令人扼腕的对照。

    对于关切音乐这门艺术前途的圈内人和爱好者而言,全球流行的这种“音乐保守症”不免让人“心情沉重”。作为某种政策和措施上的对抗,国际上已形成惯例的一般做法是,或在正常演出季的曲目安排中有意穿插新创曲目,或举行专门的新音乐艺术节集中展示新作。“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举措类似后一种。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音乐新作可以通过“上海之春”这个平台得到集中的发布和公示,形成某种聚焦,使公众和社会对音乐新作的展演留下印象,从而促进上海城市的音乐文化深层建设。但从另一方面说,仅仅依*音乐节短时间的聚焦效应,仍不足以抗衡日常音乐生活的“保守”趋向。上海乃至中国在建立正规、长效的演出季制度方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如何使新音乐——特别是上海乃至中国作曲家的音乐新创作——真正在日常音乐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以使上海和中国的音乐文化趋于平衡的健康生态,这是一个亟待思考和解决的艺术/管理问题。

    “新音乐”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音乐这门艺术的整体命运而言是性命攸关的。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但事实是,我国音乐界、公众和社会就这一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因而,笔者才以设问式的文章标题——“我们为何聆听音乐新作?”——来提请关注。就听者个人而言,当然可以出于好奇,可以出于职业的需要,甚至也可以出于某种私人的趣味偏好来进行自己的听赏选择,但就整个城市和社会的文化建设而言,聆听新作以及展示新作,这就绝不仅仅事关个人偏好和趣味选择,而是有关文化使命和艺术发展的大计。不难看出,一种主要依赖原有经典曲目维持的音乐文化生态,其内在生命力和创造力必定是处于危机之中。这并不是说,新作与经典是相互排斥的。相反,优秀新作的出现往往深化甚至改变经典的意义和价值。正如勃拉姆斯的新作不仅继承而且重新诠释了贝多芬的音乐,而勋伯格又以其崭新的思维方式重新规定了勃拉姆斯的地位。传统和创新就是以这种复杂而辩证的方式相互交融、相互支持。具体到中国,由于专业艺术音乐的发展机制迟至20世纪上半叶才开始建立,因而艺术音乐的传统至今仍显薄弱,并且在一般公众的艺术意识中尚不占据显要地位。为此,在中国着力扶持艺术创作中的“新音乐”,其重要性和紧迫感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加强烈。

    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为何聆听音乐新作”的设问又不仅仅是针对社会和公众,也是针对音乐界,是针对新音乐的创造者——作曲家。在文化日益多元、选择日趋多样的今天,人们甘愿花费时间和金钱,赶到音乐厅里聆听音乐新作,而不是打开唱机播放经典杰作,不是躲在家中阅读小说、观看影碟,除去个人癖好的左右,音乐新作必定要提供足够的理由以吸引听者。不妨假设某种理想的状态:音乐新作应该以纯粹艺术性的原因吸引听者的耳朵。也就是说,听者之所以对音乐新作发生兴趣,是因为音乐新作提供了聆听旧作、阅读小说、观看电影等等都不能替代的独特艺术感受和新鲜艺术经验。凭借这种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音乐新作才有资格召唤听众,才有力量征服听者。

    针对普通听众面对新音乐时常出现的“听觉障碍”,笔者曾从现代艺术以“真”为“美”的角度对新音乐的“不好听”予以辩护(见《文汇报》2004年5月2日第5版)。诚然,时下的音乐新作尚未经过时间检验和历史淘汰,其中难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在中国当前的文化条件中,我们应该对音乐新作的出现和展演报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但这并不是让我们全然放弃意义解读的可能和价值判断的权利。否则,聆听新作也就丧失了艺术的前提。2004’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上演的新创作品林林总总,数量大约不下三十首(部),种类样式涵盖交响乐、室内乐和中国器乐作品等,作曲家来自中(主要是上海和北京)、德、美、日、法、韩、澳等国(相当一部分为旅居海外的华人作曲家)。如此数量和规模,以及如此大范围的覆盖面,本届“上海之春”的音乐新作展演可以说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其中既有极为精彩的佳作,也有值得关注的新作,当然也有一些在艺术上存在问题的习作。

    依笔者个人的艺术判断和审美偏好,我愿毫不犹豫地向朱践耳先生的《第十交响曲“江雪”》和陈其钢先生的弦乐作品《走西口》(5月14日,贺绿汀音乐厅)表示喝彩和敬意。这两部作品以完全不同的写作风格向世人昭示,作曲家在艺术音乐传统已经高度发达至几乎“无路可走”的“后现代”,依然可以通过对本民族原生文化要素的个人读解和对专业创作手法的独特转化,创造只属于某部作品本身的瑰丽艺术世界。《江雪》实际上已不是“新作”。这部交响曲自1999年首演以来(请参见笔者对该交响曲首演的评论“坚守抑或退却?”,载《文汇报》2000年2月24日第11版),笔者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聆听,每每在记忆中对其有说服力的艺术表现力形成积累性的加强印象。一部以地道的“现代技法”写成的交响曲(以唐代文人柳宗元的著名绝句《江雪》的三次吟诵作为全曲的结构骨架),音响上呈毫不妥协的不协和特征,但却经得起反复聆听,并令听者不断从中获得新的发现,这从一个角度印证了《江雪》在艺术上的成功程度。这部交响曲此次作为压轴曲目出现在《天地人和——朱践耳交响作品音乐会》(5月12日,上海大剧院,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入围剧目)中,确立了其作为朱践耳交响乐创作集大成之作的地位,也标示出20世纪中国作曲家在交响乐写作上已达到的艺术高度。中国气韵,人文关怀,士人境界,民间给养,以及这些因素与现当代音乐观念的交融和综合,这都是朱践耳先生(乃至所有华人作曲家)近年来所特别关注的音乐创作课题。《天地人和》音乐会中的管弦乐《灯会》(1999年创作)、《第六交响曲“3Y”》(1992—1994年创作)、唢呐协奏曲《天乐》(1989年创作,1994年修订)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触及了上述创作命题。直至《江雪》,朱践耳先生的探求、思索、修养、积累,以及他作为一个年近耄耋、但创造力丝毫未减的世纪老人的全部人生经验和艺术功力,似乎终于在此达成最佳聚合,铸就了一曲讴歌独立人格与浩然正气的交响力作。

    《走西口》(2003年创作)系著名旅法华人作曲家陈其钢“为17件弦乐器而作”(其独特的编制和对弦乐性能的挖掘让人想起德国作曲家理夏德·施特劳斯晚年为23件独奏弦乐器而写的杰作《变形曲》),全曲的基础是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走西口》,但曲中想象力发挥的自如、弦乐写作的老到、以及音响构成的丰富,都令人赞叹乃至让人惊奇。这里所体现出的艺术理念与当初诸多作曲家希望通过“民歌改编”来寻求“民族风格”的实践,出发点似乎相同,但结果却几近天壤之别。陈其钢再次证明,他笔下的音乐就其本身的艺术质地而言,往往属于他这代作曲家中最经得起推敲的作品之列。在前不久面世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1999年首演)和舞剧音乐《大红灯笼高高挂》(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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