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故逃离祖国的某君，想重返家乡，被要求写悔过书。他拒绝了，理由是“义无再辱”。这四个字来自王国维的遗书。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27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他的死因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直到今天仍未有定论。有人形容他死得“奇特、诡异、神秘”。王临终前，在学术界声名显赫，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他的遗嘱很简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由于太简洁，就成为可以多方解读的谜语。

　　我把前人所有王国维死因解读分为四个层次：最低层次是现实生活打击。王国维中年丧子，本身又有悲剧人生观，再加上欠下罗振玉债务不能清还，被催迫之下走投无路，只好自杀。这说法由溥仪提出，郭沫若加以附和传播，相信的人很多。

　　但以王国维一代大学问家的崇高地位，如果说是被钱迫死，未免窝囊了点，因而从他自杀那时迄今，陆续有“向上拔高”的各种说法。高于现实生活打击之论的，是第二层次的“殉清说”。这是首先由他的债主罗振玉提出的。如果追债果真是王国维死因，则罗振玉之说自然有转移视线的嫌疑。王国维确实对清廷有深厚感情，也有人说这种感情是“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和关怀”，“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取得政权的手段不正，再由于北京政变推翻优待清室条件，王国维都认为是对弱小者的欺凌，为他这样的笃实君子所不取”。但如果王真的要殉清，应该是清帝逊位或推翻优待条件时，而不是事过境迁的1927年。

　　1927年国共合作，蒋中正率军北伐，取得节节胜利，势将进迫北京。最近有人提出，王国维是受不了北伐期间，革命军一些过激做法而惊怖自杀的。这种对即将来临的新时代的不适应感，我称之为第三层次的死因说。梁启超在王国维自杀后第13天的家书中说：“王先生平日对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王国维对这些学者被杀“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北伐期间，社会乱象纷呈，“地痞流氓一翻身，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任意宣告人的死刑，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便饭”。王国维觉得自己适应不了，更怕成为迫害对象，故此自尽。(苏按：王葆心被枪毙是一时误传)。

　　最高的一个层次，则指王国维是“殉文化”而死。当年和王国维齐名的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殉文化说当然最切合王国维文化大师的身分，所以是最高层次的说法。这四个层次说法中，我也未能肯定哪一种最可信。

　　王国维自杀前一切如常，在朋友回忆中，他毫无自杀征兆，和朋友、学生“谈笑和怡”，还提出不少教学研究的工作计划。突生死意，按理不是殉清、殉文化、适应不了新时代这类长期忧虑可致，而是生活现实中如债主催债应付不来的可能性较高。但遗嘱中的“遭此世变”，又似和社会大时代有关，真耐人寻味。看来除非有新资料发现，王国维自杀之谜，只好一直任由后人猜测了。(摘自加拿大《星岛日报》∕作者：苏赓哲)